出品 | 陈博观察 (ID: Drchenobservation)

编辑 | Will Chan

PART 01

研究背景

1.1 人口老龄化趋势

过去十年，中国人口结构经历了显著而深刻的变化，老龄化进程持续加快。截至2025年底，我国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已达到3.23亿，占全国总人口23%，其中65周岁以上高龄老人突破2.23亿，占总人口15.9%，我国正式迈入深度老龄化社会。预计到2026年底，60 岁及以上人口将突破3.31亿，占总人口比重达23.4%，65 岁及以上人口将达到2.58亿，占比18.3%。这一趋势不仅反映了人口数量的变化，更揭示出人口结构的系统性转型。

来源：清华，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报告2025

老龄化的加速正在深刻影响家庭结构、劳动力供给、消费模式以及经济增长的长期潜力。同时，曾长期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 "人口红利" 正在逐步减弱，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在过去十年减少超过4400万人。这一增一减，标志着我国进入了 "深度老龄化社会" 的新阶段。这一趋势具有长期性和不可逆性，对社会保障体系、财政支出、产业结构乃至公共政策制定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人口结构变化已成为影响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本国情因素。

按照预测，60 岁以上人口占比从2025年的22.8% 到2035年的31.6%，十年涨近九个百分点。"十五五" 规划期间（2026-2030年），老年人口将以年均3.6% 的速度增长，到2030年60 岁以上人口比例将上升至27.8%。老年抚养比也将快速上升，"十五五" 期间将超过40%，到2030年达到46.1%。这种快速的老龄化进程意味着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居民个人的退休准备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1.2 抚养比的持续上升与结构性转变

我国社会总抚养比从2015年的37.0% 上升至2024年的45.8%，呈持续增长态势。然而，与总量上升相比，更值得关注的是其内部结构的显著变化。推动总抚养比上升的主要动力并非少儿人口，而是老年人口的快速增加。具体来看，老年抚养比由2015年的14.3% 上升至2024年的22.8%，十年间增长8.5个百分点；同期少儿抚养比则基本保持稳定，在22.6% 至26.2% 之间小幅波动。

来源：清华，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报告2025

2019—2020年间，老年抚养比首次超过少儿抚养比，标志着社会抚养结构发生历史性转折 —— 中国正式由 "以育养为主" 转向 "以赡养为主" 的阶段。这一结构性转变意味着，社会资源配置、财政负担和公共服务体系的重心将逐步向老龄群体倾斜。养老金支付、医疗保障、长期护理服务等领域的压力将持续上升，对社会治理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提出更高要求。

2023年职工养老保险的抚养比是2.67个参保职工养1个离退休人员，而2011年这个数字是3.16:1，往后还会继续往下走，预计到2060年会掉到0.89:1。这意味着未来每个劳动年龄人口需要承担的养老负担将显著加重，单纯依靠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将面临巨大的可持续性挑战。这种抚养结构的根本性变化，迫切要求居民提高个人退休准备意识，通过多元化的养老储备方式来应对未来的养老需求。

1.3 婴儿潮群体与代际结构变化

中国的老龄化进程与特定历史时期的人口出生高峰密切相关。我国主要的婴儿潮大致出现在以下三个阶段：20 世纪50年代初至20 世纪50年代末、1962年至1976年以及20 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20 世纪90年代初。其中，第二次婴儿潮（约1962—1976年）规模最大，对当前老龄化格局影响最为显著。该时期出生人口年均超过2500万，部分年份突破2700万人。

截至2026年，第二次婴儿潮出生的群体（即20 世纪60年代初至20 世纪70年代中期出生的人口）已逐步进入50~65 岁区间，正在成为退休与即将退休的核心人群。这一代人群数量庞大，教育水平普遍高于上一代，职业生涯较长，社会贡献显著，其集中退休将带来显著的代际更替效应。一方面，劳动市场中高技能与中年劳动力的集中退出，可能导致部分行业出现经验型人才缺口；另一方面，养老金领取人数将在未来十年持续上升，对社会保障体系形成阶段性压力。

海量人口批量退出劳动力市场，直接大幅拉升全国老龄化比例，让老龄化从以往的渐进式发展，变成跨越式、爆发式增长，社会养老压力陡然升级。同时，第三次婴儿潮（20 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20 世纪90年代初出生群体）目前正处于30—40 岁年龄段，构成养老保险制度的主要缴费群体。这一代人将在2035年前后逐步承担起对 "婴儿潮一代" 集中退休的抚养与保障责任，形成代际间的供需峰值叠加。总体来看，婴儿潮群体的进入退休阶段，不仅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核心驱动力之一，也是未来15年中国社会保障支出压力上升、家庭赡养结构变化及养老服务需求增长的重要来源。

来源：清华，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报告2025

1.4 出生率、死亡率以及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演进

过去十年，中国人口结构呈现出 "少子化与长寿化并行" 的特征，人口自然增长率由正转负，标志着我国人口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从出生率看，自2016年以来，全国出生率持续下降，由当年的13.57‰降至2023年的6.39‰，七年间下降超过7个千分点，创下历史新低。2025年出生人口仅792万，总人口连续第4年下降。这一下降不仅反映出生人数减少，也体现出居民生育意愿显著走低。高房价、育儿成本上升、女性就业压力及教育观念变化等多重因素，共同推动了这一长期趋势。

来源：清华，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报告2025

死亡率方面，尽管总体保持在7.0‰—8.0‰区间，但伴随医疗条件改善与平均预期寿命的持续增长（2025年全国人均预期寿命79.25岁），我国人口正快速进入 "长寿社会"。2025年死亡率上升至8.04‰，为1968年以来最高水平。换言之，寿命延长的积极成果，也在客观上加大了社会养老与医疗保障体系的可持续压力。

来源：清华，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报告2025

综合来看，出生率下降与寿命延长的叠加效应，导致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走低。自2021年降至0.34‰后，2022年首次转为负值 (-0.60‰)，2023年进一步下降至 -1.48‰，2024年略有回升至 -0.99‰。负增长的出现是人口转型的重要里程碑，意味着中国从 "人口红利期" 迈向 "人口结构约束期"。从政策与经济视角看，这一趋势带来两方面挑战：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的持续减少将削弱经济增长潜力与养老保险缴费基础；另一方面，老年人口的快速增长将带动养老金、医疗及长期照护需求显著扩大，形成 "供给端收缩、需求端扩张" 的双重压力。这种结构性转折对未来财政安排、产业结构升级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都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1.5 养老金三支柱体系的建设与挑战

中国养老保险体系采用三支柱模式，第一支柱为政府主导的基本养老保险，第二支柱为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第三支柱为个人养老金及商业养老保险。截至2025年底，中国各类养老金资产约24.75万亿元，其中第一、二、三支柱各自8.7万亿元、6.75万亿元、500亿元，全国社会保障基金3.3万亿元，这四类资产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14%。与此同时，中国第一支柱养老金替代率从2000年的67% 下跌至2023年的37% 左右。

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现收现付制，目前覆盖超过10亿人，是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的主体。但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抚养比持续下降，第一支柱面临巨大的可持续压力。2026年全国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养老金是3640-3782元，但中位数只有3050元，意味着全国一半以上的企业退休老人，每月到手不到3050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领取人群，全国月人均养老金只有287元左右。基本养老金的替代率持续下降，远低于世界银行建议的70% 及格线和55% 警戒线，单纯依靠第一支柱难以维持退休前的生活水平。

第二支柱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发展不平衡。1.2亿机关事业单位在编人员全员强制缴纳职业年金，而7.4亿企业在职职工想要获得企业年金，完全依托所在企业经营状况自主决定，能否参保没有统一保障标准。截至2026年一季度，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养老金规模7.23万亿元，第二支柱覆盖面仍然有限，主要集中在大型国有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参与度较低。

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制度自2022年启动试点，2024年底全面推广至全国。截至2026年5月，个人养老金账户开户人数已突破1.5亿，累计缴费规模超过1000亿元，市场可投资产品数量突破1000 款。但真正完成 "开户 — 缴费 — 投资" 闭环的比例不足三成，实际缴存比例约20%—25%。这意味着，制度扩面完成得很快，账户活跃却远远没有跟上。大致呈现 "三三四" 格局：约三成参与者保持相对规律的年度缴费；约三成缴费行为不连续，多为首年缴费后停止或间歇性缴费；约四成账户处于完全休眠状态。第三支柱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规模占比极低，亟需进一步完善激励机制和产品供给。

1.6 延迟退休政策

面对人口老龄化加速和养老金支付压力，延迟退休政策已成为必然选择。我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正在稳步推进，按照 "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 的原则，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这一政策的实施，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养老金支付压力，增加劳动供给，同时也对居民的退休规划产生深远影响。

延迟退休意味着工作年限延长，退休时间推迟，居民需要重新调整退休准备的时间规划和资金积累节奏。对于临近退休的群体，延迟退休可能意味着需要继续工作数年，增加了职业转型和健康保障的需求；对于年轻群体，延迟退休则意味着有更长的时间进行养老储备，但也需要考虑更长的退休后生活期。延迟退休政策与个人退休准备之间存在互动关系，政策的实施将促使更多居民重视个人养老规划，通过多元化方式积累养老财富。

同时，延迟退休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保障大龄劳动者的就业权益，如何适应延长工作年限后的健康需求，如何平衡工作与养老生活的过渡，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也要求养老金融产品和服务更加灵活多样，能够适应不同退休年龄群体的需求，提供更加个性化的养老解决方案。

1.7 居民退休准备的政策与措施

国家高度重视居民退休准备和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在顶层设计方面，"十五五" 规划纲要提出，"优化基本养老服务供给，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增效"。民政部聚焦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养老保障制度。

在税收优惠方面，个人养老金制度提供了税收激励，每年最高12000元的缴费额度，在缴费时可以直接抵扣个人所得税，账户里的钱可以投资于指定的银行理财、储蓄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等产品，投资收益暂不征税，只在领取时按3% 的税率缴纳个税。这一政策旨在鼓励居民通过第三支柱进行养老储备。

在金融支持方面，监管部门积极推动养老金融产品创新，丰富产品供给，满足不同风险偏好和年龄群体的需求。银行、保险、基金、证券等金融机构纷纷推出养老储蓄、养老理财、商业养老保险、养老目标基金等产品，构建多元化的养老金融产品体系。同时，加强投资者教育，提高居民的金融素养和养老规划意识。

在养老服务方面，大力发展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推进机构养老提质增效，构建 "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 的养老服务体系。智慧康养产业快速发展，2025年康养产业市场规模达到9.5万亿元，其中智慧康养核心规模约5.5万亿元，预计2030年康养产业整体规模将接近15万亿元。

PART 02

中国居民的退休准备指数

2.1 退休准备指数总体情况

2026年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RRI,Retirement Readiness Index）为5.52，相比于2025年的5.49 继续略有上升，整体仍处于中等偏低水平。退休准备指数的取值为0-10，数值越大意味着退休准备越充分，其中数值8-10 为高退休准备指数，表明退休准备非常充分；数值6-8 为中等退休准备指数，表明已经有了一定的退休准备，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数值低于6 为低退休准备指数，表明退休准备不足，需要引起重视。

来源：清华，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报告2025

连续多年的监测数据显示，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长期在5.3-5.6 区间波动，始终未能突破6分的中等准备门槛。这表明尽管居民的养老意识不断提高，但实际行动和准备程度仍然滞后。退休准备指数的小幅提升，主要得益于居民退休责任意识和财务规划认知水平的提高，而退休计划完善度、储蓄充分度等行动层面的指标改善有限，反映出 "知易行难" 是当前居民退休准备面临的主要问题。

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居民的退休准备指数低于许多发达国家水平。这一方面与中国处于老龄化加速阶段、养老保障体系仍在完善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居民的养老观念、金融素养、储蓄习惯等因素相关。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和养老保障体系改革的深化，提高居民退休准备水平已成为一项紧迫任务。

2.2 各维度分析

退休准备指数由六个核心维度构成，各维度权重不同，共同反映居民的退休准备状况。2026年各维度得分情况如下：退休责任意识7.51分，财务规划认知水平7.42分，财务问题理解能力6.15分，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4.68分，退休计划完善度3.87分，退休储蓄充分度3.82分。

来源：清华，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报告2025

退休责任意识维度得分最高，表明绝大多数居民已经认识到个人应对自身退休生活负责，养老不能完全依赖政府和子女。这一意识的提升是近年来养老宣传教育和政策引导的结果，也是居民退休准备的重要思想基础。随着 "自主养老" 观念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居民开始意识到个人在养老保障中的主体责任。

财务规划认知水平维度得分也较高，说明居民对财务规划的重要性有较好的认识，了解需要通过合理的财务安排来保障退休生活。但认知不等于行动，这一点在后续维度中得到体现。居民普遍知道应该进行养老规划，但具体如何规划、选择什么产品、需要多少资金等实操层面的知识仍然欠缺。

财务问题理解能力维度得分刚过6分，处于及格水平，表明居民对基本财务知识有一定了解，但专业的金融知识和投资能力仍然不足。金融素养不高是制约居民进行有效退休规划的重要因素，很多居民因为缺乏专业知识而不敢或不知道如何进行养老投资。

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维度得分不足5分，反映出居民对未来退休收入的信心不足，对能否维持理想的退休生活存在担忧。这种信心不足既有对经济发展前景的顾虑，也有对养老金制度可持续性的担忧，还有对个人收入增长的不确定感。信心不足反过来又会影响居民的储蓄和投资行为。

退休计划完善度和退休储蓄充分度两个维度得分最低，均不到4分，是拉低整体退休准备指数的主要因素。这表明尽管居民有了退休准备的意识和认知，但真正制定完善退休计划、进行充足储蓄的人还很少，"认知 - 行动" 鸿沟十分明显。很多人只是停留在 "知道要准备" 的层面，没有落实到具体的行动计划和资金积累上。

六个维度呈现出 "意识高、认知高、能力中、信心低、计划差、储蓄少" 的鲜明特征，说明我国居民退休准备还处于观念觉醒阶段，向实际行动转化还面临诸多障碍。如何将意识和认知转化为具体的计划和行动，是提高居民退休准备水平的关键。

2.3 不同收入组的退休准备指数比较

收入水平是影响退休准备指数的重要因素。整体来看，退休准备指数随收入提高而递增，高收入群体的退休准备指数显著高于低收入群体。但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不同收入组之间的差距有所收窄，低收入群体的退休准备指数改善尤为明显，说明普惠性的养老政策和金融教育正在发挥作用。

具体来看，月收入5000元以下群体的退休准备指数为5.03，月收入5000-10000元群体为5.38，月收入10000-20000元群体为5.76，月收入20000元以上群体为6.12。可以看出，只有月收入20000元以上的高收入群体退休准备指数超过6分，达到中等准备水平，其他收入群体均处于低准备状态。

来源：清华，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报告2025

收入对退休准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高收入群体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用于养老储蓄和投资；二是高收入群体通常受教育程度更高，金融素养更好，更有能力进行科学的退休规划；三是高收入群体更有可能参加企业年金等第二支柱，获得更多的养老保障；四是高收入群体对退休生活质量的要求更高，因此也更有动力进行提前准备。

然而，收入并非决定退休准备的唯一因素。各收入组之间的分位数分布存在明显重叠，一部分低收入者的准备水平已超过部分高收入者。这说明，即使收入不高，只要有较强的养老意识、良好的储蓄习惯和基本的金融知识，也可以实现较好的退休准备。反之，即使收入较高，如果缺乏规划意识和储蓄习惯，退休准备也可能不足。

来源：清华，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报告2025

这一发现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提高居民退休准备水平，既要着眼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也要重视金融教育和观念引导，帮助中低收入群体树立正确的养老观念，掌握基本的理财技能，养成良好的储蓄习惯。对于低收入群体，还需要通过政策倾斜和制度保障，提高其养老保障水平。

2.4 国内不同地区退休准备指数的比较

我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结构、社会保障程度存在差异，居民的退休准备指数也呈现出明显的区域特征。总体来看，东部沿海地区的退休准备指数高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达地区高于欠发达地区。

来源：清华，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报告2025

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等经济发达省市的退休准备指数位居全国前列，均超过5.7分。这些地区居民收入水平较高，金融市场发达，养老观念更现代，金融素养也相对较高。同时，这些地区的企业年金覆盖率较高，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参与度也更高。

中西部地区的退休准备指数相对较低，部分省份不足5.3分。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居民收入水平较低，金融服务可得性较差，养老观念也相对传统，更多依赖家庭养老和基本养老保险。但近年来，随着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金融服务下沉，这些地区的退休准备指数也在稳步提升。

重点城市的表现尤为突出。北京、上海的退休准备指数分别达到5.92 和5.87，接近中等准备水平。深圳、广州、杭州等城市也表现优异。这些城市聚集了大量高学历、高收入人群，就业机会多，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养老金融产品丰富，居民的退休准备意识和能力都较强。

地区差异的主要决定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居民的收入水平和财政保障能力；产业结构影响了就业质量和第二支柱覆盖面；金融发展水平决定了养老金融产品的可得性和多样性；人口结构影响了养老观念和代际支持；教育水平影响了居民的金融素养和规划能力。

来源：清华，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报告2025

缩小地区间退休准备差距，需要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政策支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基本养老服务均等化，同时加强中西部地区的金融教育和投资者保护，提高居民的养老规划意识和能力。

2.5 高退休准备指数人群画像

通过对调研数据的分析，可以勾勒出高退休准备指数人群的典型特征。这些特征涵盖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健康特征、教育特征、工作特征和金融素养等多个方面，对于理解哪些人群更善于进行退休准备具有重要意义。

从个人特征来看，80 后的受访者退休准备指数最高，达到5.81，其次是70 后为5.67，90 后为5.43，60 后及以上为5.28，00 后为5.12。80 后群体目前处于40 岁左右的年龄段，正值职业生涯黄金期，收入稳定，同时距离退休还有一定时间，有足够的动力和时间进行养老规划。70 后群体临近退休，养老紧迫感强，准备也相对充分。年轻群体虽然养老意识在提高，但面临购房、育儿等多重压力，养老储备的实际行动还不足。

来源：清华，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报告2025

从家庭特征来看，已婚群体退休准备指数为5.68，显著高于未婚群体的5.23。已婚家庭通常有更稳定的收入来源和更长远的家庭规划，夫妻双方共同承担养老责任，也更容易形成家庭层面的养老规划。同时，已婚有子女的家庭可能出于对子女未来负担的考虑，更倾向于提前做好自身的养老准备，减少对子女的依赖。

来源：清华，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报告2025

从健康特征来看，健康状况越好，退休准备指数越高。自评健康状况 "很好" 的群体退休准备指数为5.94，"较好" 的为5.62，"一般" 的为5.35，"较差" 的为5.03。健康状况良好的人预期寿命更长，对退休后的生活有更积极的预期，因此也更有动力进行长期的养老规划。同时，健康状况好的人工作年限更长，收入更稳定，有更多的资源用于养老储备。而健康状况较差的人，往往面临更多的医疗支出，当前压力较大，难以进行长远的养老规划。

来源：清华，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报告2025

从教育特征来看，研究生学历的群体退休准备指数最高，达到6.23，本科学历为5.76，大专学历为5.38，高中及以下学历为4.97。受教育程度越高，退休准备指数越高。高学历群体通常具备更好的金融素养，更能理解复利的力量和长期投资的价值，也更容易获取和理解复杂的养老金融产品信息。同时，高学历往往对应高收入和更好的职业发展，为养老储备提供了物质基础。

来源：清华，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报告2025

从工作特征来看，国有企业及外商 / 港澳台商员工退休准备指数最高，分别为5.89 和5.85，事业单位为5.76，政府机关为5.72，民营企业为5.31，灵活就业人员为4.95。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通常福利待遇更好，企业年金覆盖率高，员工的社会保障更完善。同时，这些企业往往更加规范，员工的收入预期更稳定。民营企业员工和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相对薄弱，收入波动较大，退休准备也相对不足。灵活就业群体的养老保障问题尤为突出，需要引起特别关注。

来源：清华，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报告2025

从金融素养来看，金融素养得分高的群体退休准备指数显著更高。金融素养得分前25% 的群体退休准备指数为6.15，中间50% 为5.48，后25% 为4.87。金融素养是影响退休准备的关键因素，具备良好金融素养的人更懂得如何进行资产配置、如何选择合适的养老金融产品、如何平衡风险与收益，也更能抵御金融欺诈。提高全民金融素养，是提高居民退休准备水平的基础性工作。

来源：清华，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报告2025

2.6 收入替代率专题

收入替代率是衡量退休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指退休后收入与退休前收入的比值。调研结果显示，退休准备指数越高的群体，其预期收入替代率整体越高，二者呈明显正相关关系，验证了 "过程准备" 与 "经济结果" 之间的内在一致性。退休准备指数6分以上的群体，预期收入替代率平均为58.3%；5-6分的群体为45.7%；5分以下的群体仅为36.2%。

来源：清华，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报告2025

分群体来看，不同特征群体的预期收入替代率也存在显著差异。高收入群体的预期收入替代率反而较低，月收入20000元以上群体的预期收入替代率为42.6%，而月收入5000元以下群体为52.8%。这是因为高收入群体退休前工资水平高，而基本养老金的计发具有一定的收入再分配功能，工资越高，替代率越低。这也意味着高收入群体更需要通过第二、第三支柱来提高退休收入，维持生活水平。

不同职业群体中，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人员的预期收入替代率最高，达到65% 以上，这与我国现行的养老金制度安排有关。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员工次之，约为50% 左右，民营企业员工约为42%，灵活就业人员最低，不足35%。这反映出不同就业形态下养老保障水平的差异。

当前我国第一支柱基本养老金的平均替代率约为37%-42%，远低于世界银行建议的70% 及格线和55% 警戒线。这意味着如果仅依靠基本养老金，大多数人退休后的生活水平将出现明显下降。要维持退休前的生活水平，必须通过第二支柱企业年金 / 职业年金和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进行补充，构建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

收入替代率的分析再次凸显了个人退休准备的重要性。随着第一支柱替代率的持续下降，个人需要承担更多的养老责任，通过自主储蓄和投资来提高退休收入水平。退休准备越早、越充分，退休后的收入替代率就越高，生活质量也就越有保障。

PART 03

退休投资相对风险偏好与未来养老生活预期

3.1 退休投资相对风险偏好与退休准备

3.1.1 居民退休投资相对风险偏好

风险偏好是影响居民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调研发现，相比日常投资，居民在退休投资中的风险承受度整体下降，"退休投资相对风险偏好" 平均为 -0.15。这意味着大多数人在面对养老资金时，会比对待普通投资更加保守，更倾向于选择低风险、稳收益的产品。

来源：清华，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报告2025

具体来看，约65% 的受访者在退休投资中的风险偏好低于日常投资，20% 左右基本持平，只有15% 的人愿意在退休投资中承担更高的风险。这种风险态度的转变，反映出居民对养老资金安全性的高度重视。养老钱是居民的 "养命钱"，直接关系到晚年生活质量，因此本金安全是首要考虑因素，收益性则退居其次。

居民退休投资的首要目标是 "保证本金安全"，其次是 "获取稳定的收益"，再次是 "抵御通货膨胀"，追求高收益的比例很低。这种风险偏好特征，决定了养老金融产品必须以稳健为核心，严格控制风险波动，提供稳定可预期的回报。过于复杂或波动过大的产品，难以获得广大居民的认可。

3.1.2 日常投资与退休投资中的风险偏好差异

日常投资和退休投资在目标、期限、风险承受能力等方面存在本质区别，因此居民在两类投资中的风险偏好也存在显著差异。日常投资通常有明确的短期或中期目标，资金可承受一定波动，即使出现亏损也有时间和机会弥补。而退休投资是超长期投资，目标是保障二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退休生活，一旦出现重大亏损，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挽回，因此风险容忍度更低。

从风险偏好类型来看，日常投资中风险偏好型投资者占比约25%，稳健型约50%，保守型约25%；而在退休投资中，风险偏好型占比下降至10%，稳健型约55%，保守型上升至35%。可以看出，保守型投资者的比例显著提升，风险偏好型投资者的比例大幅下降。

这种差异对养老金融产品设计具有重要启示。养老金融产品不能简单照搬普通理财产品的设计思路，必须充分考虑养老资金的特殊性，在风险控制上更加严格，在收益上更加稳健，在期限上更加长期。同时，要做好投资者教育，帮助居民理解养老投资的特点和规律，树立正确的风险收益观念。

3.1.3 不同年龄段的日常投资风险偏好与退休投资相对风险偏好

不同年龄段群体的风险偏好存在明显的生命周期特征。年轻群体日常投资的风险承受能力较强，更愿意尝试高风险高收益的产品；随着年龄增长，风险偏好逐渐降低，临近退休时趋于保守。

来源：清华，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报告2025

在退休投资相对风险偏好方面，也呈现出类似的年龄规律。00 后和90 后群体的退休投资相对风险偏好为正，说明他们在养老投资中仍然愿意承担一定风险，这与他们距离退休时间较长、风险承受能力较强有关。80 后和70 后群体的退休投资相对风险偏好接近零，风险态度趋于稳健。60 后及以上群体的退休投资相对风险偏好显著为负，非常保守。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风险偏好较高的年轻群体，在退休投资中也比日常投资更加谨慎。这说明养老资金的特殊性已经得到不同年龄群体的普遍认同，安全性是养老投资的第一要务。但年轻群体相对较高的风险承受能力，也为权益类养老产品的发展提供了空间，通过长期投资来平滑风险、获取更高的长期收益。

3.1.4 教育水平和金融素养对退休投资相对风险偏好的影响

教育水平和金融素养对退休投资相对风险偏好有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金融素养越好的群体，退休投资相对风险偏好越高，越愿意在养老投资中进行多元化配置。研究生学历群体的退休投资相对风险偏好为0.08，本科学历为 -0.05，大专学历为 -0.18，高中及以下为 -0.28。

来源：清华，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报告2025

这是因为高学历、高金融素养的群体更能理解风险与收益的匹配关系，懂得通过长期投资和多元化配置来降低风险，也更能识别和选择适合的养老金融产品。他们明白，在长达几十年的投资周期中，适度承担风险可以获得更高的长期收益，更有利于实现养老目标。而低金融素养的群体往往对风险存在过度恐惧，倾向于选择最简单的银行储蓄，虽然安全性高，但长期收益有限，可能难以抵御通货膨胀。

这一发现再次凸显了金融教育的重要性。提高居民的金融素养，不仅有助于提高退休准备指数，也有助于引导居民形成科学的养老投资理念，合理配置养老资产，提高养老资金的长期收益水平。

3.1.5 退休投资相对风险偏好与退休准备

退休投资相对风险偏好与退休准备指数之间存在复杂的非线性关系。总体来看，退休准备越充分的群体，退休投资相对风险偏好越稳定，主要取决于其日常投资偏好；而退休准备不足的群体，风险偏好调整更加剧烈。

来源：清华，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报告2025

具体而言，当个人感知到自身储备不足时，会在退休投资中主动提高风险承受度，以 "追赶" 理想的退休目标。这部分群体希望通过承担更高风险来获取更高收益，弥补储蓄的不足。但这种策略也蕴含着较大风险，如果投资失败，可能使本就不足的养老储备雪上加霜。

而退休准备充足者的变化相对平稳，说明其退休投资相对风险偏好主要取决于其日常投资偏好水平，而非因储蓄压力而调整投资策略。他们有足够的资金储备，不需要通过冒险来 "博收益"，可以按照自己的风险偏好进行稳健的长期投资。

这一现象提示我们，对于退休准备不足的群体，既要引导他们提高储蓄水平，也要加强风险教育，避免因为急于 "追赶" 而承担过高的投资风险。养老投资是长跑，不是冲刺，稳健可持续比短期高收益更重要。

3.2 未来养老生活预期

3.2.1 养老生活水平预期

居民对未来养老生活水平的预期整体理性务实，没有过高期望。约45% 的受访者希望退休后生活水平与退休前基本持平，35% 希望能略有提高，15% 认为会有所下降，5% 表示不确定。这表明大多数居民对养老生活有比较现实的预期，明白退休后收入可能下降，生活水平难以大幅提升。

来源：清华，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报告2025

养老生活期望与实际准备程度高度相关。高期望群体往往规划更早、储蓄更积极，具备更强的风险管理能力，退休准备指数平均达到5.94。他们对退休生活有较高的追求，也愿意为此付出努力。中等期望者重视稳健与持续性，退休准备指数为5.51，他们不求大富大贵，但求稳定有保障。低期望群体在收入和压力约束下被动下调目标，更易形成 "低期望 — 低行动" 的循环，退休准备指数仅为4.96。

不同收入群体的养老生活预期也存在差异。高收入群体对养老生活品质的要求更高，更希望能维持甚至提高生活水平，因此也有更强的动力进行养老储备。低收入群体更多关注基本生活保障，对生活品质的要求相对较低。

引导居民形成合理的养老预期非常重要。预期过高而准备不足，容易产生失望和焦虑；预期过低则可能缺乏准备的动力，导致实际养老生活困难。要通过宣传教育，帮助居民了解养老需要多少资金、如何进行准备，形成既积极又现实的预期。

3.2.2 未来养老生活的主要担忧

在养老担忧上，居民普遍将健康风险和长期照护视为首要问题，选择比例超过60%。其次是收入下降与资产贬值，选择比例约45%。再次是生活无人照料和孤独，选择比例约35%。最后是金融欺诈和养老服务质量问题。

来源：清华，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报告2025

准备越充分者，焦点越多由 "有没有钱" 转向 "能否长期获得专业照护"。退休准备指数6分以上的群体，最关注的是健康和长期护理问题，对收入的担忧相对较低。而退休准备不足的群体，最担心的是钱不够用，收入下降和资产贬值是他们的首要顾虑。

健康风险是所有群体共同的最大担忧。随着年龄增长，疾病发生率显著上升，医疗费用成为养老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失能半失能老人的长期照护问题，更是养老中的痛点难点。目前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仍在试点阶段，覆盖面有限，商业护理保险发展也不成熟，长期照护的资金和服务保障都存在较大缺口。

通货膨胀和资产贬值也是重要担忧。养老是长达二三十年的长期过程，通货膨胀会持续侵蚀购买力。如果养老资金的收益率不能跑赢通胀，实际购买力将不断下降。这就要求养老投资不仅要稳健，还要有一定的收益性，能够抵御通货膨胀的影响。

养老模式的选择也是居民关心的问题。随着家庭结构小型化，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社会化养老服务需求快速增长。但目前我国养老服务供给还存在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难以满足居民多样化、多层次的养老服务需求。

3.2.3 养老生活模式的选择与支出预期

在养老模式选择上，居家独立养老仍是主流选择，约70% 的受访者首选居家养老。社区养老约占20%，机构养老约占10%。居家养老符合中国老人的传统观念，也能最大程度地保持生活的自主性和熟悉感。社区养老依托社区提供日间照料、助餐助浴等服务，是居家养老的重要补充。机构养老虽然比例不高，但在高龄、失能群体中的需求持续增长。

来源：清华，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报告2025

高品质机构养老在准备较充分和高龄群体中呈现温和上升趋势。退休准备指数6分以上的群体中，约18% 选择机构养老，显著高于平均水平。这部分群体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支付高品质的养老服务，也更看重专业的照护和丰富的社交活动。

不同年龄段的养老模式偏好也在发生变化。年轻群体对机构养老的接受度更高，90 后和00 后中约15% 愿意选择机构养老，高于60 后群体的7%。这反映出养老观念的代际变迁，未来社会化养老的比例可能会逐步提高。

在养老支出预期方面，居民预计退休后每月平均支出约为退休前收入的60%-70%。其中，日常生活支出约占40%，医疗健康支出约占30%，休闲娱乐支出约占15%，其他支出约占15%。医疗健康支出占比随年龄增长而显著上升，80 岁以上老人的医疗支出占比可能超过50%。

来源：清华，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报告2025

分城市来看，一线城市居民预计的月均养老支出约为8000-12000元，二线城市约为5000-8000元，三四线城市约为3000-5000元。养老支出水平与当地的生活成本密切相关，也与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习惯有关。

按照预期支出水平测算，如果退休后生活20年，考虑通货膨胀因素，一个一线城市居民需要准备约300-500万元的养老资金，二线城市需要200-300万元，三四线城市需要100-200万元。这还不包括可能的大额医疗支出和长期护理费用。如此庞大的资金需求，仅靠基本养老金显然是不够的，个人必须提前进行充分的储备。

3.2.4 养老金储备因素

影响居民养老金储备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包括客观的经济社会因素，也包括主观的观念认知因素。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收入水平。这是最直接的影响因素，收入越高，可用于养老储备的资金就越多。但如前所述，收入不是唯一因素，储蓄意愿和理财能力同样重要。

二是年龄和距离退休的时间。距离退休时间越长，复利效应越明显，所需的当期储蓄就越少。但现实中，年轻人往往因为购房、育儿等压力，难以进行养老储蓄，等到中年以后压力减轻时，又错过了最佳储蓄期。"尽早开始" 是养老储备的黄金法则。

三是社会保障水平。基本养老金和企业年金越充足，对个人储蓄的依赖就越低。但我国第一支柱替代率持续下降，第二支柱覆盖面有限，个人储备的重要性不断提升。

四是家庭结构和代际支持。有子女支持的老人，经济压力相对较小。但随着 "421" 家庭结构成为主流，子女的赡养负担越来越重，依靠子女养老越来越不现实。

五是养老观念。是否认同 "自主养老" 理念，是否有危机意识，直接决定了养老储备的积极性。传统 "养儿防老" 观念根深蒂固的群体，个人储备的动力往往不足。

六是金融素养。是否了解复利、通货膨胀、资产配置等基本金融知识，能否选择合适的金融产品，决定了养老储备的效率和效果。

七是政策激励。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政策能够有效激励居民进行养老储备。目前我国个人养老金的税收优惠力度还有待加大，对中低收入群体的激励不足。

理解这些影响因素，有助于针对性地制定政策措施，从多个维度入手，全面提升居民的养老金储备水平。

PART 04

居民养老金融产品偏好

4.1 整体格局：稳健型为主

4.1.1 整体格局：稳健型为主

居民养老金融选择整体呈 "稳健为主" 的特征。在各类养老金融产品中，银行养老储蓄最受欢迎，选择比例超过60%；其次是商业养老保险，约45%；再次是银行养老理财，约35%；养老目标基金选择比例最低，约25%。低风险、稳健型产品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这种产品偏好格局，与居民的退休投资风险偏好高度一致。养老资金的特殊性决定了安全性是第一位的，因此保本保息的银行储蓄类产品最受青睐。商业养老保险能够提供终身稳定的现金流，也是重要的选择。养老理财和养老基金虽然收益潜力更高，但存在一定波动，接受度相对较低。

来源：清华，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报告2025

从发展趋势看，养老金融产品的多元化程度正在提高。随着居民金融素养提升和产品不断成熟，养老理财、养老基金等产品的接受度在逐步上升。但稳健型为主的整体格局短期内不会改变，这是由养老资金的本质属性决定的。

4.1.2 驱动因素一：风险态度

风险态度是决定养老金融产品偏好的首要因素。风险厌恶型投资者绝大多数选择银行养老储蓄和传统型养老保险，几乎不接触养老理财和养老基金。风险中性投资者会在稳健产品基础上，配置少量养老理财。风险偏好型投资者则会进行更加多元化的配置，养老基金的比例明显提高。

如前所述，居民在养老投资中的整体风险偏好偏低，这直接决定了稳健型产品的主导地位。要推动养老金融产品多元化发展，首先要做好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根据不同风险偏好的客户提供合适的产品；其次要加强投资者教育，帮助居民理解不同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提高对适度风险的承受能力。

4.1.3 驱动因素二：退休准备

退休准备水平也显著影响产品选择。退休准备充分的群体，产品选择更加多元化，商业养老保险和养老基金的配置比例更高。他们有更多的资金可以进行长期配置，也更有能力承受一定的波动。而退休准备不足的群体，几乎全部集中在银行储蓄，因为他们的资金量有限，承受风险的能力也弱，首先要保证资金安全。

这就形成了一种 "马太效应"：准备越充分的人，越懂得利用多元化的金融工具提高养老资金的收益；准备越不足的人，越依赖低收益的储蓄，养老资金积累越慢。打破这种循环，需要为中低收入群体设计门槛更低、更简单易懂的养老金融产品，同时加强理财教育，帮助他们掌握基本的投资知识。

4.1.4 驱动因素三：养老风险感

对养老风险的感知程度也影响产品选择。对健康风险和长寿风险感知越强的人，越倾向于购买商业养老保险，因为养老保险能够提供与生命等长的现金流，还可以附加健康保障功能。对通胀风险感知越强的人，越倾向于选择养老理财和养老基金，希望获得更高的收益来抵御通胀。

不同的养老风险对应不同的金融解决方案，养老金融产品的设计应该更加精准地对接居民的风险保障需求。比如，针对长寿风险，发展终身领取型的年金保险；针对健康风险，发展护理保险和健康保险；针对通胀风险，发展收益相对较高的养老理财和基金。通过产品组合，全面覆盖各类养老风险。

4.2 代际养老金融产品偏好

4.2.1 代际划分与分析框架

不同代际群体由于成长环境、人生阶段、收入水平、观念习惯的不同，在养老金融产品偏好上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差异。我们将调研对象划分为五个代际群体：60 后及以上（1969年及以前出生）、70 后（1970-1979年出生）、80 后（1980-1989年出生）、90 后（1990-1999年出生）、00 后（2000年及以后出生）。

分析代际差异，既要考虑年龄和生命周期阶段的影响，也要考虑不同世代的观念差异。生命周期效应主要体现在：临近退休的群体更看重安全性和现金流，年轻群体更看重成长性和灵活性。世代效应主要体现在：年轻一代对新事物接受度更高，对传统养老模式的依赖更低。

4.2.2 代际间偏好差异表现

各代际均以低风险偏好为共性，但生命周期位置决定其差异化选择。60 后及以上群体最强调资金安全，90% 以上选择银行养老储蓄，商业健康险的配置比例也最高。他们临近或已经进入退休期，首要任务是资产保值和风险保障，对流动性和收益性的要求相对较低。

70 后群体也非常重视资金安全，同时开始关注商业养老险和健康险的均衡配置。他们距离退休还有10-15年，既要保证资金安全，也要考虑资产的增值，产品选择相对均衡。

80 后、90 后在购房、育儿与养老之间寻求平衡，倾向低风险产品保底，对商业养老险与健康险需求均衡。他们处于人生责任最重的阶段，资金压力大，养老储备的能力有限，首先选择稳健的基础配置，同时也开始有意识地进行养老规划。

00 后勇于尝试多元配置，更偏好高灵活性产品。他们刚刚进入职场，距离退休时间最长，风险承受能力最强，对新金融产品的接受度也最高。养老储蓄、养老理财、养老基金都有涉及，产品选择最分散。

4.2.3 代际差异表现与退休准备

代际产品偏好差异与各代际的退休准备状况密切相关。60 后和70 后虽然产品选择偏保守，但他们的退休准备指数相对较高，因为他们已经有了多年的积累，存量资产较多。80 后和90 后虽然观念更现代，但面临的经济压力大，实际储蓄不足，退休准备指数反而不高。00 后虽然参与意识强，但积累时间短，退休准备指数最低。

针对不同代际的特点，应该提供差异化的养老金融服务。对老年群体，重点提供稳健的储蓄和保险产品，做好资产保全和传承服务。对中年群体，重点提供养老规划咨询和多元化的产品配置，帮助他们加速积累。对年轻群体，重点加强养老意识教育，推出低门槛、高灵活性的产品，帮助他们尽早开始养老储备。

4.3个人养老金产品偏好专项分析

4.3.1 制度建设与发展历程

个人养老金制度是我国养老保障第三支柱的核心制度安排。2022年11月，个人养老金制度正式启动实施，首先在36个先行城市（地区）试点。2024年12月，制度全面推广至全国。个人养老金实行个人账户制，缴费完全由参加人个人承担，自主选择购买符合规定的储蓄存款、理财产品、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等金融产品，实行完全积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个人养老金制度的推出，标志着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建设迈出重要一步，为居民自主进行养老储备提供了制度平台和政策支持。制度实施以来，参与人数快速增长，产品供给不断丰富，市场影响力持续扩大。

4.3.2 开户缴存行为：参与度分层特征

截至2026年5月，个人养老金账户开户人数已突破1.5亿，制度覆盖面快速扩大。但参与度呈现明显的分层特征，实际活跃度并不高。真正完成 "开户 — 缴费 — 投资" 闭环的比例不足三成，实际缴存比例约20%—25%。大致呈现 "三三四" 格局：约三成参与者保持相对规律的年度缴费；约三成缴费行为不连续，多为首年缴费后停止或间歇性缴费；约四成账户处于完全休眠状态，只开户未缴费。

年龄维度上，80 后和70 后是开户和缴费的主力，开户占比超过50%，缴费占比超过60%。这两个群体距离退休时间适中，养老规划意识强，也有一定的经济能力。00 后群体开户比例最低，很多人还没有形成养老规划的意识。

收入维度上，收入水平与开户比例、缴存额度呈显著正相关。月收入10000元以上群体的开户率超过60%，而月收入5000元以下群体的开户率不足20%。缴存额度方面，高收入群体更有可能接近或达到每年12000元的上限，低收入群体大多只缴存少量金额。个人养老金以低缴存为主、满额缴存占比很低，人均缴存金额约1800元到2000元，远远低于每年12000元的缴费上限。

4.3.3 参与制约因素：认知与激励双重瓶颈

认知不足、税收激励感受不强以及对流动性的担忧，是制约个人养老金进一步发展的三大关键瓶颈。

来源：清华，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报告2025

认知方面，很多居民对个人养老金制度还不了解，不知道如何开户、如何缴费、如何选择产品，也不清楚具体的税收优惠政策。还有不少居民对制度存在误解，担心资金安全、领取限制等问题。加强政策宣传和投资者教育，是当务之急。

税收激励方面，目前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中低收入群体的激励作用有限。对于年收入在6万元以下的群体，本来就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缴费环节的税收优惠对他们没有意义。对于中等收入群体，每年12000元的税前扣除，减免的税额也比较有限。只有对高收入群体，税收优惠的力度才比较明显。这种 "倒挂" 现象，导致最需要养老保障的中低收入群体参与动力不足。

流动性方面，个人养老金账户资金封闭运行，达到退休年龄才能领取，流动性较差。很多居民，特别是年轻人，担心买房、育儿、医疗等大额支出需要用钱，资金被锁定会影响应急使用。对流动性的担忧，是很多人只开户不缴费的重要原因。如何在保证养老资金专用性的同时，适当提高流动性，是制度完善需要考虑的问题。

4.3.4 产品偏好序列

个人养老金产品偏好整体呈 "养老储蓄 > 养老保险 > 养老理财 > 养老基金" 的序列。选择养老储蓄的比例超过50%，选择养老保险的约40%，选择养老理财的约30%，选择养老基金的约20%。稳健型产品仍然是主流。

来源：清华，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报告2025

这种产品偏好与居民整体的养老金融偏好一致，也与个人养老金参与者的结构有关。目前个人养老金的参与者以中年群体为主，他们风险偏好偏低，更倾向于选择稳健的储蓄和保险产品。随着年轻群体参与度提高和市场不断成熟，养老理财和养老基金的比例有望逐步提升。

4.3.5 产品偏好与收入水平关联

收入水平与产品选择密切相关。低收入群体几乎全部选择养老储蓄，几乎不涉及其他产品。中等收入群体以养老储蓄为主，配置少量养老保险和养老理财。高收入群体的产品选择更加多元化，养老保险的比例超过养老储蓄，养老理财和养老基金的配置比例也明显提高。

高收入与高退休准备群体对养老保险偏好强于养老储蓄。这是因为他们更看重养老保险提供的终身现金流和风险保障功能，也有能力进行长期配置。而中低收入群体更看重资金的安全性和流动性，因此首选储蓄产品。

4.3.6 产品偏好与退休准备

退休准备越充分的群体，个人养老金产品选择越多元化。退休准备指数6分以上的群体，四类产品都有配置，且养老保险和养老基金的比例较高。退休准备不足的群体，几乎只选择养老储蓄，产品单一。

个人养老金制度为居民进行养老储备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但能否用好这个平台，还取决于居民的退休准备意识和金融素养。要让个人养老金真正发挥作用，不仅要扩大制度覆盖面，更要帮助居民提高退休准备水平，学会科学配置资产。

4.3.7 产品偏好与风险态度

风险态度对个人养老金产品选择的影响非常显著。保守型投资者几乎全部选择养老储蓄，很少选择其他产品。稳健型投资者以养老储蓄和养老保险为主，配置少量养老理财。平衡型投资者四类产品均衡配置。进取型投资者养老基金的比例最高，其次是养老理财。

个人养老金产品体系已经覆盖了从低风险到高风险的完整谱系，能够满足不同风险偏好投资者的需求。关键是要做好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引导投资者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合适的产品，避免盲目追求高收益或者过度保守。

PART 05

结论与建议

5.1 报告内容总结

本报告基于全国范围的调研数据和权威统计数据，对2026年中国居民的退休准备状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为5.52，仍处于中等偏低水平，"认知强化、行动滞后、信心承压" 的结构性特征明显。居民的退休责任意识和财务规划认知水平持续提升，但退休计划完善度、储蓄充分度及对未来收入的信心仍然不足，"知易行难" 是主要问题。

第二，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养老保障体系面临巨大压力。2026年我国60 岁及以上人口将突破3.31亿，占总人口23.4%，抚养比持续下降，第一支柱基本养老金替代率不断走低，单纯依靠政府养老难以为继，个人退休准备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第三，退休准备水平存在显著的群体差异。高收入、高学历、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员工、金融素养好的群体退休准备更充分。80 后群体退休准备指数最高，灵活就业人员和低收入群体准备不足问题突出。地区差异也很明显，东部发达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

第四，居民养老投资风险偏好整体保守，对养老资金的安全性高度重视。退休投资相对风险偏好为负，稳健型金融产品最受欢迎。但退休准备不足的群体存在 "风险追逐" 倾向，希望通过高风险投资弥补储蓄缺口，蕴含较大风险。

第五，居民养老预期理性务实，健康风险和长期照护是最大担忧。居家养老仍是主流，但高品质机构养老需求上升。养老资金需求庞大，仅靠基本养老金难以维持生活水平，个人储备不可或缺。

第六，养老金融产品偏好整体稳健，代际差异明显。银行养老储蓄最受欢迎，商业养老保险次之，养老理财和养老基金接受度有待提高。个人养老金制度发展迅速，但 "开户热、缴存冷" 问题突出，认知、激励、流动性三大瓶颈制约制度效能发挥。

5.2 关于提高退休准备的建议

针对我国居民退休准备存在的问题，结合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加强养老宣传教育，提高全民退休准备意识。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广泛宣传人口老龄化形势和养老保障政策，普及养老规划知识，引导居民树立 "自主养老、尽早准备" 的观念，从 "要我准备" 转变为 "我要准备"。特别要加强对年轻群体和中低收入群体的宣传教育，帮助他们克服 "养老还早" 的麻痹思想和 "没钱准备" 的消极心态。

第二，大力开展国民金融教育，提高居民金融素养。将金融知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基础教育阶段开始普及理财知识。针对不同群体开展差异化的金融教育，重点帮助居民掌握复利、通货膨胀、资产配置、风险防范等基本金融知识，提高选择和使用养老金融产品的能力。加强投资者权益保护，严厉打击养老金融诈骗。

第三，完善个人养老金制度，加大政策激励力度。优化个人养老金税收优惠政策，考虑对中低收入群体给予财政补贴，提高制度吸引力。适当提高缴费上限，满足高收入群体的养老储备需求。探索建立特殊情况下的提前支取机制，适度提高资金流动性。简化开户和缴费流程，优化用户体验。加强政策解读和宣传，提高制度知晓度。

第四，丰富养老金融产品供给，满足多样化需求。鼓励金融机构开发更多符合养老需求的金融产品，覆盖不同风险偏好、不同年龄、不同收入群体。推动养老储蓄、养老理财、养老保险、养老基金协调发展，构建门类齐全、结构合理的养老金融产品体系。支持产品创新，发展生命周期产品、长期护理保险、养老目标日期基金等新型产品。

第五，健全养老服务体系，实现 "金融 + 服务" 融合发展。大力发展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提升机构养老服务质量，构建 "医养康养相结合" 的养老服务体系。推动养老金融与养老服务融合发展，支持保险机构开发兼具资金保障和服务保障功能的综合养老解决方案。发展智慧养老，运用科技手段提升养老服务效率和质量。

第六，关注重点群体，促进养老保障公平。高度重视灵活就业人员、低收入群体、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障问题，通过政策倾斜提高他们的保障水平。扩大第二支柱企业年金覆盖面，推动中小企业建立年金计划。完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逐步提高保障水平。让全体人民都能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人口老龄化是我国未来较长时期的基本国情，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国家战略。提高居民退休准备水平，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内容，关系到亿万人民的晚年幸福，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政府、金融机构、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也需要每个居民积极行动，共同构建更加完善、更可持续的养老保障体系，让每一个人都能享有体面、尊严、有保障的晚年生活。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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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情况调研报告（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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