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摘要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的目标[1]，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扩内需作为首要任务[2]，提振消费已成为当前政策的核心焦点。我国居民消费率过去40年持续低于国际均值。自2011年后，居民消费率呈现小幅上升趋势，这符合国际U型演化规律，但近年来上行趋势未能持续值得关注。如何理解中国居民消费率偏低的现象和变化趋势，目前市场上对此仍存诸多疑问，本文将通过八个关键问题，系统剖析中国居民消费率偏低的特征、成因及政策应对。

1.补贴类公共服务是居民消费率偏低的主因？国际比较显示，中国的实物社会转移/GDP并不高；即使将政府消费纳入整体消费一并核算，我国消费率依然偏低。

2.低物价导致消费率偏低？价格差异对分子（消费）和分母（GDP）均有影响，按购买力平价（PPP）调整后，中国消费率仅小幅提升。具体来看，调整后与美国服务消费率差距缩小，商品消费率差距有所拉大。

3.统计口径是服务消费率主要影响因素？自有住房以成本折旧法统计低估消费率，但2023年已改为虚拟租金法，消费率仅轻微提升；关于医疗保险，美国商业保险支出高，中国医保报销不计入消费，但考虑到总体社会保护支出占比不高，且文娱等其他服务消费亦偏低，服务消费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4.如何理解可支配收入占比与消费率背离？居民初次分配收入占比偏低，其中劳动报酬中等偏低、持股和分红率低导致财产收入少；但可支配收入占比不低，主要是因居民直接税负和社保费支出偏低。经过实物转移和间接税负调整后的可支配收入占比在国际比较中处于相对偏低水平。

5.调整后消费意愿为何仍低？用居民消费/调整后可支配收入计算的消费倾向仍处于较低态势。消费倾向与政府社保及福利开支呈倒U型，我国处于左侧偏低位置。社保完善可助力居民消费。

6.消费率结构性偏低有何深层次原因？公共部门资源赶超式配置方式、收入和财富差距、人口结构变迁、社会保障水平有碍居民消费潜力释放。

7.提升消费率只是提振需求？当前扩消费已不仅是需求管理，更是提升供给侧投资回报和潜在增长的关键。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消费与投资可以良性互动，适度提升消费可促进技术进步和福利增长。

8.提升消费率的政策重点是什么？政策或将从周期性和结构性、提能力和增意愿、扩需求与提供给方面齐发力。需求侧看，增强消费能力，财政货币加力有助于居民去杠杆（周期性），公共资源配置结构更重投资于人，产业结构更加就业友好以提升工资及经营性收入，稳股市楼市、提分红以壮大财产性收入（结构性）；激发消费意愿，重点或在优化假期安排（周期性）和民生补短板（结构性）。供给侧或将着力减少不合理的消费限制，推动供给从卷价格到优品质，优化新业态准入。

Text

正文

“十五五”规划建议把“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作为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一[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把“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作为今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4]，扩内需、促消费、实现内外再平衡已成为当前政策的核心焦点。

国际比较来看，中国居民消费率偏低。2024年中国的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GDP）为39.9%，低于44个样本经济体[5]的均值52.8%。回顾过去40年，中国居民消费率偏弱的现象并非当前特有，在不同的人均GDP发展阶段持续低于国际均值。自2011年后，中国消费率呈现小幅上升趋势。

图表1：主要经济体人均GDP与居民消费率变化

注：每种颜色对应一个经济体资料来源：OECD，Haver，中金公司研究部

中国消费率开始趋势上行符合U型经验事实[6]，但近年上行趋势未能持续值得关注。国际经验表明，随着人均GDP的上升，居民消费率呈现U型变化趋势。在较低发展阶段，基本生活开支占总收入比重大，消费率较高；随着向中等收入过渡，投资率上升、消费率下降以赶超其他经济体；随着向高收入迈进，消费率会再次回升。2011年以来中国消费率开始上升符合国际规律，但2020年以来上行趋势未能持续。

如何理解中国居民消费率偏低的现象和变化趋势，市场上对此问题的理解仍存诸多疑问。本文通过八个关键问题，系统剖析消费率偏低的特征、成因及政策应对。

1.补贴类公共服务是居民消费率偏低的主因？

有观点认为，中国居民消费率低主要是因为公共部门提供了部分免费或者低价公共服务（教育、医疗等社会服务）及多类消费性价格补贴（如公用事业、住房和食品补贴等）。根据联合国制定的国民账户体系（SNA），居民实际最终消费支出的概念包含居民最终消费支出、非盈利机构向居民提供的实物和服务、政府对居民的实物转移支付，后两部分合称实物社会转移支付，并且绝大部分是由政府免费或以没有显著经济意义的价格提供[7]。根据资金流量表，2023年中国实物社会转移占GDP比重为7.0%，美国为7.7%，样本均值为12.5%。加上实物社会转移，2023年中国居民实际最终消费占比与样本均值的差距由13.2个百分点走阔至18.3个百分点。

由于政府消费统计了政府对私人的实物转移和政府直接消费，直接考虑居民和政府合计的最终消费占比也还是偏低。2023年中国政府消费占GDP比重为17.2%，样本均值为19.3%。居民和政府总体的消费率56.8%，与样本均值的差距为15.3个百分点。

图表2：主要经济体人均GDP与居民实际最终消费占GDP比重

注：每种颜色对应一个经济体资料来源：OECD，Haver，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3：主要经济体人均GDP与政府消费占GDP比重

注：每种颜色对应一个经济体资料来源：OECD，Haver，中金公司研究部

2.低物价导致消费率偏低？

有观点认为，在跨国比较分析时，中国由于人力成本低于发达经济体，加之部分商品和服务存在限价，中国消费率偏低可能价格偏低所致。根据2021年世界银行国际比较项目（ICP），按照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来算，中国的医疗保健PPP（以美元为单位1）为2.0[8]，换言之，一项1美元的医疗保健项目在中国为2.0元，明显低于当年名义汇率价格的6.4元。

但价格不仅影响消费率的分子（居民消费支出）也会影响分母（GDP）。具体来看，2021年中国GDP层面的PPP为3.99，商品的PPP为5.87，服务的PPP为2.62[9]。按照本币计算，2023年中国居民消费率为39.6%，美国消费率为65.7%。按照PPP计算，中国调整后的居民消费率为42.0%，相比原来仅提高了2.4个百分点，较美国低23.7个百分点。其中，中美的商品消费率差距从0.4个百分点扩到7.3个百分点，而服务消费率差距从25.8个百分点缩小至16.4个百分点。所以，价格差距并非中美总体居民消费率差距的主要因素。

购买力平价法下的居民消费率如下：

其中，和为购买力平价法下的居民消费支出和GDP，其对应的计算方式为本地货币价格下的消费和GDP除以对应的PPP指数，这里还区分了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以及它们所对应的PPP指数。

图表4：从PPP看中国服务类物价相对偏低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国际比较项目（ICP），中金公司研究部

3.统计口径差异是服务消费率的主要影响因素？

国际对比看，相较于商品消费，中国的服务消费相对更低，且如前所述，低价或并非主导因素，那么统计口径如自有住房核算方法、医疗保险差异所导致的低估是否是主要因素呢？

一是关于自有住房的统计口径。中国曾经采用“历史成本直线折旧法”估算虚拟租金，而大多数高收入国家根据“市场虚拟租金法”来估算，这使得自住房屋消费被低估。但实际上，国家统计局已经于2023年底实施城镇居民自有住房服务核算方法改革，对当年及此后的数据改用“虚拟租金法”进行了修正，居住消费率提升约1.1ppt，表明自有住房统计口径影响不大[10]。

图表5：中国居民服务消费率空间相对较大

资料来源：OECD，Haver，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6：2023年社保支出与GDP之比

注：中国、南非、沙特阿拉伯、印度、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巴西等7国数据来自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World Social Protection Data Dashboards (WSPDB) 。其余国家数据来自OECD：Social Expenditure Database (SOCX)。资料来源：ILO，OECD，卢锋（2025）,中金公司研究部

二是医疗保险在服务消费中的统计差异。美国医保以商业保险为主，商保缴纳计入居民消费支出，而中国医保以基本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为主，其费用报销不纳入服务消费核算。国际劳工组织统计了各国社会保护（social protection）支出，该项目包含社保基本项目（五险+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保障性住房支出+教育补贴、就业服务和劳动力培训项目三方面，包括政府、企业和居民共同的开支。卢锋（2025）指出，中国的社会保护支出在G20中较低[11]。除教育外，如果对比样本新兴经济体，中国部分服务消费（如文娱活动等）占GDP比重也不高，说明服务消费的确有较大提升空间。

图表7：居民各项消费支出占GDP比重

注：分项消费率按照居民消费率与分项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例计算；代表新兴经济体包括包含墨西哥、俄罗斯、南非和马来西亚等资料来源：Wind，CEIC，Haver，中金公司研究部

4.如何理解可支配收入占比与消费率背离？

居民初次分配收入占比偏低

国际对比看，中国居民的初次分配收入占GDP比例低于样本均值。2023年中国居民初次分配收入占比为62.3%，美国为77.4%、德国为76.0%、英国为73.2%，法国为71.7%，研究样本均值为64.6%。自2010年以来，中国这一指标尽管有所回升，但明显低于人均GDP相近经济体的平均水平。

图表8：主要经济体人均GDP与居民初次分配收入占GDP比重

注：每种颜色对应一个经济体资料来源：OECD，Haver，中金公司研究部中金公司研究部

拆解来看，中国居民初次分配收入主要分为劳动报酬和财产性收入。

居民劳动报酬占比似乎较高。按资金流量表数据计算，2023年中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为53.1%，高于OECD数据口径下美国的51.0%，也明显高于样本均值的44.6%以及发展阶段相近新兴经济体样本的40.0%。不过，许宪春等（2025）提出，这可能是中国与OECD所采用的国民账户体系（SNA）的统计口径差异所致[12]。SNA单独统计了雇员报酬，针对自雇者设置了混合收入指标，包括自雇者在企业劳动所应获得的劳动报酬以及这类企业的营业盈余，而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未设置混合收入，劳动报酬是针对所有劳动者，已经对自雇者劳动报酬进行了估算[13]。简单来说，中国的劳动报酬统计口径比SNA口径下多算了自雇者劳动报酬。

如果统一使用全部劳动者报酬和自雇企业营业盈余之和作为“调整后劳动报酬”，中国调整后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为56.1%，略微低于样本均值58.0%。如果对照相同发展阶段，中国调整后劳动报酬占比并不算高。许宪春等（2025）的测算也表明，采用多种方式统一口径调整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调整后劳动者报酬占比处于中等偏低水平。

图表9：中国居民劳动报酬占比不低

注：每种颜色对应一个经济体资料来源：OECD，Haver，Wind，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10：调整后劳动报酬占比

注：“调整后居民劳动报酬”为OECD口径下全部劳动报酬和自雇企业的营业盈余之和；每种颜色对应一个经济体资料来源：OECD，Haver，中金公司研究部

财产收入占比偏低。2023年中国居民财产收入占GDP比重约为3.2%，美国为9.8%，研究样本均值为6.6%，新兴经济体均值为9.9%。中国居民财产收入来源集中在利息收入，分红收入较少。2023年中国居民的分红收入占GDP的比重为0.5%，样本均值为4.8%。

中国居民分红收入偏低的原因，一方面是居民持有股份少，从企业资本结构看，居民部门拥有的企业股权仅是政府部门的五分之一左右[14]；另一方面，从企业利润分配看，分红率偏低，大部分收益留存企业成为储蓄并用于进一步投资。2021年中国企业储蓄占GDP的比重为23.5%，与居民储蓄占GDP比例持平，为样本国家中最高。当前的政策也正在致力于扭转这一情况，股市提升分红率、降低波动率，以鼓励居民拓展财产性收入，同时通过划转国资充实社保基金，通过社保帮助居民持有更多国企股份。

图表11：主要经济体财产收入占GDP比重

注：样本数据为2019年以来（排除2020年）的最新可获得数据资料来源：OECD，Haver，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12：中国非金融企业储蓄率较高

注：每种颜色对应一个经济体资料来源：OECD，Haver，中金公司研究部

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不低，主要是直接税负与社保缴费低

可支配收入是在初次分配基础上，经过经常转移（包括所得税、财产税等直接税负和社保费支出，以及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补助等其他转移）调整后的收入。跨国横向比较看，2023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为60.8%，略高于样本均值的58.7%，美德英法为62.2%~74.0%，新兴经济体样本均值为64.7%，欧洲高福利国家相对较低。

相较初次分配收入，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提升，主要原因是居民的直接税费支出偏低。2023年我国取得综合所得的人员中缴税的比例为三成，且多数适用较低的税率[15]，财产税征收范围亦较窄，居民直接税负占GDP比例在国际上较低。另一方面，社会保险缴费和社会保险支出等占GDP比例也相对较低。部分经济体（如北欧国家等）有较高直接税负和社保缴费支出，其对应社会福利和保障补助占GDP比重也较高。

图表13：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略高于均值

注：样本数据为2019年以来（排除2020年）的最新可获得数据资料来源：OECD，Haver，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14：主要经济体人均GDP与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

注：每种颜色对应一个经济体资料来源：OECD，Haver，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15：主要经济体人均GDP与居民直接税费占GDP比重

注：每种颜色对应一个经济体资料来源：OECD，Haver，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16：主要经济体人均GDP与居民经常转移收入占GDP比重

注：每种颜色对应一个经济体资料来源：OECD，Haver，中金公司研究部

经实物转移和间接税调整后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较低

在再分配过程中，经常转移支付仅包括现金转移，并不含实物转移（如教育、医疗、文化和体育等公共服务等）。如前述，实物社会转移是居民实际最终消费的一部分，实际上拓展了居民的消费能力。不过，中国实物社会转移水平较低，调整后的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为67.8%，较新兴经济体和样本均值分别低4.6和3.2个百分点。给定经济发展阶段之下，中国经实物转移调整后的可支配收入占比亦相对偏低。

中国以间接税为主，综合税负高于直接税负。中国的税收收入中的间接税（如增值税、消费税、关税等）占六成以上，而间接税是纳税人能将税负转嫁给他人负担的税收，多数可能最终由消费者承担。中国的大口径宏观税负（政府四本账收入，包含税收、非税、政府性基金、社保基金收入等）与美国相当，我们将可支配收入加上实物社会转移，并扣除居民承担的间接税[16]，得到居民调整后的可支配收入占GDP比例从国际比较来看相对偏低。

图表17：中美大口径宏观税负相当

注：宏观税负分为不同口径，“小口径”为税收收入；“中口径”为税收收入+社会保险费；“大口径”为政府广义收入，中国为四本账收入，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以及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剔除一般公共预算对社保基金的补贴），其他经济体的为政府税收收入、社会保险费以及非税收入资料来源：Wind，IMF，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18：主要经济体人均GDP与居民调整后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

注：调整后可消费收入为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加上实物社会转移，并扣除居民承担的部分消费间接税，得到调整后的居民可消费收入；每种颜色对应一个经济体资料来源：OECD，Haver，Wind，中金公司研究部

5.调整后的消费意愿为何仍较低？

若用居民最终消费占调整后可支配收入比例（考虑实物社会转移）来计算的消费倾向，2023年中国居民消费倾向为58.4%，样本均值为73.9%。拆解中国和样本经济体的差距来看，中国消费率比样本均值低13.2个百分点，其中消费倾向和可支配收入大约各解释10.8和2.2个百分点，分别贡献了83.5%和16.5%。

一个现象是，如果将购房支出统计在消费里面，也可能会高估中国消费率。住房既有投资品属性，也有消费品属性。住房会老化折旧，但比较慢，而且土地不会老化也不会消失，因此房地产天然有投资品属性。有观点认为，测算出中国居民较低的消费意愿可能是购房需求引致的，中国的城镇化和住房商品化发展较快，高购房成本可能导致居民实际消费能力被高估（冯明，2023）[17]。国际对比看，当前中国居民的固定资本形成（居民收入中用于购置新房的开支，不包含居民之间二手房交易、房贷和土地部分，是便于国际比较时衡量居民购房支出的一个近似指标）占GDP的比例在样本国家中靠前。如果用考虑实物社会转移后可支配收入再扣除掉居民固定资本形成后[18]，或许能更好反映居民的可用于一般性消费的能力。以此做分母来计算的调整后的消费倾向，中国这一指标为68.6%，仍处于样本的较低水平。在此统计口径下，中国与样本均值的消费率差距分别由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解释了9.9和1.9个百分点。再次表明，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意愿均有待提高，尤其是消费意愿。

图表19：购房支出和居民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相似

资料来源：冯明（2023），Wind，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20：主要经济体人均GDP与居民购房支出占GDP比重

注：每种颜色对应一个经济体。中国居民购房支出除了居民固定资本形成外，考虑了承担部分土地出让金资料来源：OECD，Haver，中金公司研究部

从国际经验看，调整后的消费倾向与社会福利开支成倒U型关系。中国目前仍处于社会福利水平偏低的阶段，适当增加福利支出有助于提高居民消费意愿。

图表21：主要经济体人均GDP与调整后的居民消费倾向

注：每种颜色对应一个经济体。居民调整后的消费倾向为居民最终消费占调整后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考虑实物转移和购房开支）资料来源：OECD，Haver，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22：居民消费意愿与社会福利开支成倒U型关系

注：拟合线是基于除中国外的样本资料来源：OECD，Haver，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23：主要经济体消费率和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

注：样本数据为2019年以来（排除2020年）的最新可获得数据，样本涵盖OECD 38国及6个代表性发展中经济体（中国、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南非）。资料来源：OECD，Haver，中金公司研究部

6.消费率结构性偏低有何深层次原因？

公共部门资源赶超式配置方式

有研究指出，中国公共部门（政府、国企和事业单位）掌握着一定经济资源，其中相对较多地投向了投资与供给端[19]，聚焦科技、生产力的赶超，而直接支持消费的资源占比偏低，导致最终需求相对供给不足，需要宏观调控来应对，而调控工具在路径依赖和地方激励约束机制下可能会借助“增投资、扩产能、扩出口”，带来供求结构进一步失衡，也导致调节工具空间收窄。

同时，地方政府的激励约束机制强化了投资偏好。激励基建和制造投资可以增扩企业增加值、就业和税源，2024年企业端税收合计占地方税收的57.3%，但补贴消费如果通过网上零售进行可能增加其他地方的增加值和税收，投资于人所积累的人力资本可能也会流动到其他地方，推动公共资源向投资而非消费倾斜[20]。

分配差距抑制消费潜力释放

首先，前述居民调整后的可支配收入占GDP份额不高，意味着全社会的收入分配或需进一步向居民端倾斜。其次，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距也有待进一步缩小。理论与实证均表明，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随收入水平上升而递减[21]，收入差距通过结构分化、储蓄错配等渠道抑制社会整体消费潜力释放。再者，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所下降，不过还有缩减空间，也需要注意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

图表24：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变化

资料来源：WID，中金公司研究部

人口结构和社保不完善且不均衡抑制消费

从人口结构看，首先，少子化抑制消费。中国家庭子女教育开支占比较高，但随着少子化，这项开支正在减弱，同时青少年消费率高，而该群体占比也在下降。其次，蔡昉（2025）[22]指出，中国老年人的消费率偏低，这与未富先老、老年人劳动参与率低（延迟退休刚推出）相关。养老社会保障水平及均衡度有待提升以进一步提振消费率。再者，蔡昉（2025）指出，中年劳动人口消费率偏低与社会养老保险负担、赡养家中老人负担以及抚养比加重自行预防性储蓄有关。

此外，人户分离导致转移人口难以平等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也会抑制该人群的即期消费。陈斌开等（2010）发现城镇转移人口边际消费倾向比城镇居民低14.6%[23]；蔡昉（2023）进一步提出，户籍制度对农民工消费有抑制，若农民工全部转化为户籍市民，可新增消费支出2万亿元[24]。

IMF（2018）的一项研究表明，1980年代以来，中国居民储蓄率的全部增量中，约有一半是由人口结构变化所引起的，住房制度改革贡献了四分之一，社会保障制度的变迁贡献了约17%，收入差距的扩大贡献了余下的8%[25]。

7.提升消费率只是提振需求？

在当前的经济背景下，扩消费已不仅仅是需求端政策，也是供给侧提升投资回报率与潜在增长能力的重要举措。按照传统的增长理论，储蓄或消费均并非越多越好，过度的资本积累会导致无效率，而能实现人均消费最大化的资本存量被称为黄金律的资本存量，对应着最优的投资率或消费率[26]。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仍一味靠扩大规模投资抬高速度，作用有限且边际效用递减。”[27]

越来越多的学术研究也表明，提振消费有助于实现与投资的良性互动。陈斌开等（2025）研究显示，消费率和长期经济增长率呈现“倒U型”关系。当消费率较低时，适当扩大消费可以带动更多企业进入，产生广延边际效应，进而加快供给侧技术进步，并提升投资的经济效率和资本的积累速度。定量结果显示，如果中国消费率扩大10个百分点，投资回报率上升0.65个百分点，总产出增速上升0.20个百分点，社会总福利更是可以提升46.15%[28]。

提升消费率既是应对当前供强需弱矛盾的现实选择，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要求。

图表25：增长过程中资本积累的“黄金定律”

资料来源：Phelps（1961），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26：消费率与长期增速存在倒U型关系

资料来源：Wind，中金公司研究部

8.提升消费率的政策重点是什么？

如前文所述，消费率结构性偏低是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双低所致，深层次原因是公共部门资源赶超式配置方式、分配差距、人口结构、社保水平及均衡度问题。同时，近年消费率止步不前表明当前消费尤需提振，其成因值得进一步研究。消费偏弱是结构性和周期性因素叠加所致，政策应对也或将从结构性和周期性政策共发力、增强消费能力和激发消费意愿齐着手、供给侧和需求侧协同，共促消费。

“十五五”规划建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年初的多次部委发布会[29]，系统阐述提振消费的政策方针，并表示2026年至2030年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正在酝酿出台，并提出将制定城乡居民增收计划（两提高：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两同步：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等系列工作。

需求侧看，增强消费能力方面，周期性政策是财政货币总量加力，我们认为，在金融周期下行期，财政加杠杆或将帮助居民去杠杆，包括短期的消费补贴扩围，居民贷款展期降息（货币政策降利率叠加财政政策贴息），稳岗扩容促就业，有助增强消费能力。

结构性政策则可注重公共资源配置结构调整，从赶超式模式的更重投资于物向投资于人倾斜；提高初次分配收入，提升工资性收入、壮大经营性收入方面，一方面调整产业结构为更加就业友好的发展模式，可支持吸纳就业较多的服务业的大力发展，另一方面完善薪资协商机制，推动技能、生产率与薪资联动增长；拓展财产性收入方面，稳股市、稳楼市、提分红，优化资本市场生态，引导居民多元化配置资产，引导企业提升分红比例，并划转国资充实社保基金（通过社保提升居民持股比例），助力楼市企稳以减轻居民资产损失。

激发消费意愿方面，周期性政策主要是鼓励假日消费，或将持续优化法定节假日安排（增总量、优化调休延长集中休假）。结构性政策主要是二次分配，惠民生补短板以强化转移性收入。

1）社保扩覆盖、提水平、缩差距：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挂钩，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普惠性、均衡性和公平性提出了更高要求。灵活就业社保缴费负担重、缴费意愿不足，未来降负担、扩大职工保险的覆盖面或是政策导向。而民营中小企业的名义社保费率也有待降低以促进其做实缴费基数。同时，“继续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逐步缩小医保待遇差距。

2）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公共服务随人走、由常住地提供是大方向，以打破“人口流出—赡养负担高—缴费率高—人口再流出”的负循环。

3）优化人口结构，鼓励生育方面，重点是减轻三育成本，如增加生育直接间接补贴、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高中提升普职比、大学增加优质学位学科供给；养老方面，在“9073”的养老模式下（居家、社区、机构养老分别占90%、7%和3%）[30]，或将着力发展社区嵌入式的居家养老，发展长护经济。

供给侧方面，政策或将在减少不合理的消费限制、消费供给从卷价格到优价值、优化新业态新领域准入环境等方面着力。

图表27：周期性和结构性、提能力和增意愿、扩需求与提供给齐发力促消费

资料来源：中金公司研究部

[1]https://www.gov.cn/zhengce/202510/content_7046050.htm

[2]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512/content_7050963.htm

[3]https://www.gov.cn/zhengce/202510/content_7046050.htm

[4]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512/content_7050963.htm

[5] 样本数据为2019年以来（排除2020年）的最新可获得数据，样本涵盖OECD 38国及6个代表性发展中经济体（中国、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南非）。

[6] Syrquin, M., & Chenery, H. B. (1989). Patterns of development, 1950 to 1983.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7] 按照市场估价原则，对于没有发生货币支付的交易，免费或以不具有显著经济意义的价格提供的货物和服务，按市场上相同或相近的货物或服务的市场价格估价，或按所发生的实际成本估价。

[8] PPP反映经济体间交换同一组货物和服务的货币比率。名义汇率是指外汇市场上两种货币的即时兑换比率。

[9]https://www.worldbank.org/en/programs/icp/data

[10]https://www.stats.gov.cn/xxgk/jd/sjjd2020/202412/t20241227_1957914.html

[11] 中国社保较大比例来自企业和员工缴费收入，这可能低估政府社保支出对居民净转移福利的差距，具体可参考https://www.nsd.pku.edu.cn/sylm/gd/542410.htm

[12]https://finance.sina.com.cn/cj/2025-04-14/doc-inetcqhu8765776.shtml

[13] 唐雅,许宪春,王洋.共同富裕目标下的国民收入分配国际比较研究[J].中国经济问题,2025,(02):42-56.

[14] 刘世锦（2025）：一项扩大消费的协同改革方案，https://www.cf40.org.cn/article/1/289244

[15]https://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219/n810780/c5235245/content.html

[16] 间接税征收对象的商品和服务最终可能用于消费、投资和出口，因而我们以消费率x间接税来估算居民承担的间接税。

[17] 冯明.国民经济核算视角下中国居民消费率的因素分解研究——对“消费能力说”和“消费意愿说”的定量考察[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3,40(05):180-201.

[18] 居民购新房支出用居民固定资本形成+扣除拆迁补偿后的土地出让金来计算。

[19] 卢锋：公共资源配置视角下的供强需弱矛盾解析与应对，https://news.qq.com/rain/a/20260115A07LPT00

[20] 王敏：居民消费率的国际比较和体制成因分析，https://news.qq.com/rain/a/20250811A06RT000

[21] 甘犁,赵乃宝,孙永智.收入不平等、流动性约束与中国家庭储蓄率[J].经济研究,2018,53(12):34-50.

[22] 蔡昉，重新审视社会保障问题的核心，https://www.cf40.org.cn/article/1/289192

[23] 陈斌开,陆铭,钟宁桦.户籍制约下的居民消费[J].经济研究,2010,45(S1):62-71.

[24] 蔡昉.户籍制度改革的效应、方向和路径[J].经济研究,2023,58(10):4-14.

[25] Longmei Zhang, R. Brooks, Ding Ding, Haiyan Ding, Hui He, Jing Lu, and Rui Mano. "China’s High Savings: Drivers, Prospects, and Policies", IMF Working Papers 2018, 277 (2018)

[26] Phelps, E. S. “The Golden Rule of Accumul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51, No. 4, 1961, pp. 638-643.

[27]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512/content_7051330.htm

[28] 陈斌开、杜浩锋、江深哲、夏俊杰（2025），扩大消费能否促进长期增长？https://www.cufe.edu.cn/info/1187/24171.htm

[29]https://www.gov.cn/zhengce/202601/content_7056147.htm

[30]https://m.news.cctv.com/2021/04/08/ARTIwcwUroEXDM4NPKGnmOuu21040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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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2026年3月4日已经发布的《八问八答，透视居民消费率 ——内外再平衡系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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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金：八问八答，透视居民消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