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品 | 陈博观察 (ID: Drchenobservation)编辑 | Will Ch

PART 01

前言：永久不确定性时代的到来

当前全球经济正处于一个由多重叠加挑战定义的复杂时期，加剧的地缘政治风险、持续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快速的技术变革以及不断增加的财政约束共同塑造了一种 "永久不确定性" 的运营环境。这种环境不再是短期的危机状态，而是全球经济的新常态。

来源：凯利远见全球商业政策委员会

2025 年 4 月美国宣布新一轮关税措施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出现第一次激增；2026 年 3 月，随着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和中东地区冲突升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再次急剧上升，达到与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相当的水平。这些事件表明，不确定性已经从周期性的干扰因素转变为结构性的经济特征，使得企业无法再依赖单一的 "平均水平" 经济轨迹进行规划。

来源：凯利远见全球商业政策委员会

在这种背景下，全球增长前景将维持在疫情前水平以下。科尔尼预测 2026-2028 年全球产出平均增长率为 2.9%，低于疫情前十年 3.2% 的平均水平。这一预测与 OECD 在 2026 年 3 月发布的报告基本一致，OECD 预计 2026 年全球经济增速为 2.9%，2027 年小幅回升至 3.0%。值得注意的是，OECD 指出如果没有中东冲突，本可将 2026 年增速上调 0.3 个百分点至 3.2%，战事完全抹去了这一上行空间。

来源：凯利远见全球商业政策委员会

对于企业领导者而言，在分歧时代取得成功需要同时展现灵活性和应对分歧的能力。这不仅要求重新设计供应链、将不断变化的全球政治和政策风险纳入战略规划，还需要将投资与人工智能采用、人口结构变化和气候风险等长期结构性变化相协调。那些能够扩大战略视野、拥抱长期韧性而非短期效率、并在全球碎片化景观中定位自己为可信合作伙伴的企业，将处于最佳竞争位置。

PART 02

全球经济基本预期：增长放缓但韧性犹存

2.1 整体增长前景

尽管面临多重逆风，全球经济仍展现出令人惊讶的韧性。科尔尼预测 2026-2028 年全球经济平均增长率约为 2.9%，这一增速虽然低于疫情前水平，但也不像之前的预测那么悲观。支撑增长的主要抵消因素包括：人工智能投资激增、主要全球经济体广泛的财政政策支持，以及企业和消费者对波动环境的适应性调整。

从主要经济体来看，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预计将在 2026-2028 年实现稳定但温和的平均增长，这将有助于在风险增加的情况下稳定全球产出。美国经济预计将受益于利率降低和人工智能方面的投资，2026-2028 年平均增长率为 2.5%，是七国集团中最强劲的表现。中国则将通过部署财政刺激和针对性措施提高国内消费并稳定房地产市场，预计 2026-2028 年平均增长率为 4.4%。

然而，近期中东地区的冲突以及随后对石油和天然气市场的干扰，代表了一个可能进一步扰乱两国经济增长轨迹的重大不确定因素。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在 2026 年 4 月表示，中东战事将导致全球通胀加剧和经济增长放缓，即便战事能够迅速结束，也不足以改变 IMF 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并上调全球通胀预期的决定。

2.2 塑造增长前景的关键力量

塑造 2026-2028 年全球增长前景的力量在持续时间和强度上差异显著，可分为周期性限制因素和结构性限制因素两大类。

▌周期性限制因素主要包括：

地缘政治冲突：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进攻及其地区影响、美国在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乌克兰持续的战争等，正在重塑全球范围内的贸易、投资和战略决策。中东地区冲突升级和霍尔木兹海峡的动荡目前影响了全球大约 20% 的石油贸易，有可能在较长时间内推动全球能源价格和通货膨胀上涨。FitchRatings 研究报告显示，中东地区中断的石油供应可能导致全球 GDP 在第一年内减少 0.4%。

工资增长压力：在关键发达经济体，强劲的工资增长正在限制央行降息的空间。例如，英国 2026 年工资预计增长 3.5%，德国短期内合格劳动力的短缺可能推动今年工资增长超过 3%。这些工资压力虽然在短期内可能被能源税削减等措施部分抵消，但仍将对通胀和货币政策产生持续影响。

▌结构性限制因素则更为持久，将在未来多年内限制全球增长潜力：

人工智能与劳动力市场变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先进经济体 60% 的职位以及全球 40% 的职位将通过人工智能得到增强、消除或转型。这一变革虽然长期来看将提高生产力，但短期内可能导致就业市场的动荡和技能错配。

人口老龄化：全球范围内的人口老龄化正在减少劳动力增长并提高依赖率，这可能会减缓 GDP 增长并给许多发达国家的公共财政带来压力。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发现，美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增加 10%，导致 1980 年至 2010 年间人均 GDP 下降 5.5%。日本、意大利、韩国和中国等老龄化人口显著的市场受到的影响将尤为严重。

气候变化：世界气象组织最新估计，全球温度将持续或接近历史最高水平至本十年结束，有 80% 的概率在 2029 年之前的至少一年将超过 2024 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气温上升 1°C 可能导致经济活动整体下降 2%，因为热疲劳会减缓工人的工作效率。气候变化还使极端天气事件更加频繁和剧烈，破坏基础设施、农业和劳动力生产力，造成经济增长成本上升。

2.3 企业和消费者的适应性调整

商业和消费者的适应能力正在减少一些增长阻力。从联合利华到亚马逊，各家公司正在优化其供应链，以降低外部波动对其盈利能力的影响。联合利华开发了整个供应链的数字副本，将顾客的销售点数据和库存信息连接到公司的供应链系统中，运用人工智能实时评估并更新计划。通用汽车公司利用技术驱动的新闻扫描和数据映射来预测供应商中断。亚马逊则通过将库存放置得更靠近最终消费者，在 2025 年实现了创纪录的递送速度。

综合来看，这些企业层面的调整有助于稳定增长或减少增长下降的幅度，但它们不足以克服持续限制增长潜力的结构性及周期性限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这种韧性部分归因于私营部门通过提前采购、库存积累和供应链加强来减轻贸易中断的能力，以及通过利用利润来挤压利润空间以避免提高消费者价格的意愿。

PART 03

通货膨胀与财政政策：压力减弱但风险犹存

3.1 全球通胀趋势

通货膨胀的压力总体上正在减弱，但通货膨胀环境仍然波动不定，并在各国和收入群体之间日益分化，呈现出明显的 K 型特征。科尔尼预计 2025 年全球整体通货膨胀率为 3.4%，2026 年微升至 3.5%，然后在 2027 年和 2028 年下降至 2.9%。

来源：凯利远见全球商业政策委员会

主要发达经济体中的通货膨胀可能仍接近目标水平，这足以允许进一步实施适度的政策利率下调，但其稳定性仍然受到波动性的威胁。德国和英国的通货膨胀正在回到 2% 的水平，但欧洲央行 2023 年的分析表明，如果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的三分之一被中断，欧洲的通货膨胀可能上升 0.8%。美国也面临着下降的趋势，但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提出美国通胀可能到 2026 年底超过 4%，原因包括延迟的关税效应、财政赤字、劳动力市场紧张等问题逐渐累积。

与此同时，其他市场正经历着更高的通货膨胀水平。委内瑞拉、阿根廷、伊朗和土耳其可能因长期的结构性和制度性挑战，以及地缘政治动荡，经历超过 15% 的通货膨胀率。其中，伊朗 2026 年预计通货膨胀率将达到 64.3%，委内瑞拉更是高达 156.0%。这些差异强化了国际通货膨胀环境的 K 型特征，一些经济体正在恢复价格稳定，而另一些则陷入高通货膨胀的均衡状态。

从中期到长期来看，预计通货膨胀前景将比大流行前更加波动，因为包括与气候变化相关、地缘政治不稳定上升和政策不确定性在内的供应冲击将继续扰乱生产和贸易。OECD 在 2026 年 3 月的报告中也指出，受能源价格飙升和供应链中断影响，中期通胀预期有所上升，二十国集团国家 2026 年通胀率将较此前预测高出 1.2 个百分点，达到 4.0%。

3.2 企业应对通胀的策略

应对先进和新兴市场的通货膨胀波动正成为政府和企业的挑战，尤其是考虑到通货膨胀对资本成本的影响。随着央行提高利率，资本成本波动加剧，企业财务团队正在从浮动利率债务转向固定利率债务以锁定利率。更广泛地说，企业正从单纯的金融对冲转向将通货膨胀风险嵌入投资组合、定价和运营决策的战略性应对。

许多企业正在实施创新策略以应对通货膨胀导致的资本成本波动。例如，宝洁公司采取了 "高端化" 活动，专注于将其投资组合转向更高价值、以绩效为导向的产品，旨在在同时控制成本上涨的情况下保护利润率。同样，雀巢的增长动力计划寻求通过简化欧洲运营和投资于高端领域如 PetCare 和 Nespresso 来抵消通货膨胀。在持续的通货膨胀波动环境中，将财务纪律与战略再定位相结合的企业更能保护其收益。

3.3 全球债务问题与财政约束

即便某些经济体的通货膨胀压力有所缓解，财政政策的操作空间也在缩小。日益增加的公共债务水平正在限制财政干预的范围、持续性和有效性。美国和欧洲等主要世界经济体实施更为宽松的财政政策，有助于减轻今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波动，但这种短期支持是以进一步拉长已升高的主权资产负债表为代价的。

令人担忧的是，全球政府债务预计到 2029 年将超过 100%，大约三分之一的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 GDP 的 80%。仅美国今年就预计政府债务与 GDP 的比率将超过 130%，日本预计债务水平将达到惊人的 202%。这些轨迹反映的是结构性变化，而非危机后的暂时性偏差。

来源：凯利远见全球商业政策委员会

尽管新兴市场的债务不如发达经济体那么多，但这些市场的债务也在上升。世界银行估计 2023 年全球最贫穷的国家支付了创纪录的 1.4 万亿美元债务偿还义务，利息成本达到创纪录的 3460 亿美元，是十年前的四倍。对这些国家来说，偿还债务可能极具挑战性，因为高借款成本限制了他们的财政选择。因此，许多政府面临着在债务偿还、社会支出和增长型基础设施投资之间的艰难权衡。

随着债务水平在本世纪末继续增长，世界各国政府将越来越难以应对未来的冲击，无论这些冲击源自冲突、气候事件还是金融不稳定。对于私营部门来说，主权债务水平的上升也带来了间接风险，包括借贷成本上升、私人投资的挤出以及公共支出在关键基础设施和劳动力发展方面的限制加剧。这些动态共同强调了债务融资增长在维持经济弹性方面的局限性，尤其是在永久不确定性环境中。

来源：凯利远见全球商业政策委员会

PART 04

K 型经济：分化加剧与不平衡增长

4.1 K 型经济的定义与特征

K 型经济描述了一种经济复苏，其中不同的地理区域、行业和 / 或收入群体经历了高度不同的结果。其定义特征是这些部分中增长与停滞（或衰退）的共存，而非全面复苏。这与 V 型复苏（由急剧而广泛的反弹定义）和 U 型复苏（特点为缓慢但广泛的增长路径）形成鲜明对比。

当前全球经济的 K 型特征日益明显，标题经济平均数掩盖了塑造各地区、各行业和收入群体增长的不同现实。这种分化不仅体现在国家之间，也体现在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以及不同收入群体之间。

来源：凯利远见全球商业政策委员会

4.2 地区层面的 K 型分化

全球增长的 K 形特征在地区和国家层面都十分明显，各大经济体呈现出显著不同的轨迹。

亚洲和大洋洲将在 2028 年前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地区，2026-2028 年平均增长率为 3.9%。该地区的关键增长引擎是印度，预计在整个预测期内增长率将显著超过 6.7%，得益于稳健的国内需求、支持私营消费的税制改革以及更高的实际家庭收入和农村收入。中国将实现 4.4% 的平均增长率，并且正在经历它自己的 K 形增长模式，供给面因素如稳健的工业生产（比 2023 年水平高 11.5%）处于上臂，而国内需求低迷则处于下臂。东南亚经济体如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也为区域活力贡献力量，预计 2026-2028 年增长率分别为 5.2% 和 6.0%。

来源：凯利远见全球商业政策委员会

美洲在预测期间的平均增长率为 2.4%，但这个主要数字掩盖了明显的 K 形区域模式。在上臂，预计美国将在 2026-2028 年间增长 2.5%，这是七国集团中最强劲的表现，得益于人工智能驱动的投资、高收入家庭韧性的消费以及强劲的资本流入。在下臂，拉丁美洲的部分地区仍然更容易受到商品波动、政策不确定性和地缘政治溢出效应的影响。美国在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可能带来的区域溢出效应是一个未知数，加剧了不确定性，并可能在接下来的三年内加剧该地区的分化。

中东和非洲2026-2028 年平均增长预测为 3.5%，略低于亚洲和大洋洲。随着冲突加剧，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将位于中东 "K" 字型增长曲线的较低端，预计 2026 年增长率仅为 2.2%。该地区大约 10% 的经济活动直接或间接与旅游和旅游业相关，对旅游目的地的攻击可能导致今年入境游客数量减少高达 27%。相反，石油出口非洲国家如尼日利亚、安哥拉和加纳可以利用冲突引起的油价上涨，获得更高的出口收入、财政收入以及外汇储备。

欧洲和欧亚地区具有最弱的区域增长前景，预计到 2028 年的平均增长率仅为 1.5%。关税后遗症加剧了该地区的经济增长缓慢以及该地区及更广泛地区的地缘政治不稳定。鉴于欧洲在中东冲突中尤其受到重创，依赖液化天然气的欧洲的生产率和竞争力挑战愈发严峻，严格的监管和高债务水平在 K 曲线的下游施加压力。持续的国防开支增加可能有助于缓解欧洲的下行风险，例如德国计划到 2029 年将国防开支提高到约占 GDP 的 3.5%，这笔开支据估计可能将 2029 年德国 GDP 提升约 0.8%。

来源：凯利远见全球商业政策委员会

4.3 行业层面的 K 型分化

K 形经济也在影响着企业和品牌，随着技术创新达到新高度以及消费模式的发展，不同行业的表现差异巨大。牛津经济学院行业数据表明，某些行业在全球经济非对称性中获益，而另一些行业则处于劣势。

▌处于 K 曲线上臂的行业主要包括：

高科技产品行业：预计 2026 年将实现 9.5% 的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全球大规模人工智能相关支出。Gartner 预测 2026 年全球人工智能总支出将达到 2.52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44%。仅构建 AI 基础平台就将使 2026 年 AI 优化服务器支出增长 49%，占到 AI 总支出的 17%。
信息和通信服务行业：预计 2026 年将实现 3.9% 的增长，2027-2028 年进一步提升至 4.4% 和 4.3%。
航天行业：预计 2026 年将实现 5.6% 的增长，受益于国防开支增加和商业航天的发展。
公用事业行业：预计 2026 年将实现 3.9% 的增长，得益于能源转型和基础设施投资。

▌处于 K 曲线下臂的行业主要包括：

汽车及其零部件行业：预计 2026 年仅实现 1.7% 的增长，2027 年进一步下降至 1.0%，受到贸易保护主义、电动车销量减缓以及消费者信心不足的逆风影响。
提取行业：预计 2026 年增长率为 1.5%，2028 年进一步下降至 0.4%。
行业与建筑材料行业：预计 2026 年仅实现 0.5% 的增长。

在接下来的三年及以后，随着人工智能投资的扩大，科技行业将继续处于 "K" 行业之巅。预计富裕消费者将专注他们的支出集中在奢侈品和服务、金融服务以及医疗创新行业，这些行业有望直接和间接地从人工智能繁荣中获益。然而，K 曲线的上半部分最易受到潜在股市调整的影响，在美国，大约 30% 的美国家庭的净资产与股票所有权挂钩，这主要集中在高收入阶层。

来源：凯利远见全球商业政策委员会

4.4 收入群体层面的 K 型分化

这些 K 形增长动态直接转化为不均衡的通货膨胀和消费结果。克利夫兰联邦储备银行研究发现，自 COVID-19 疫情爆发以来，尤其是 2022 年 6 月通胀达到峰值后，美国收入分配最底部的 40% 的家庭经历了比消费者价格指数更高的通胀率，到 2024 年中，这一差距保持在约 0.25 到 0.50 个百分点。相比之下，收入分配最高的 20% 的家庭通常面临的通胀率低于平均水平，在疫情后期通胀率为负，约 0.25 个百分点。

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低收入家庭往往在食品和住房等商品和服务上花费预算的比例更大，而这些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在疫情后通胀峰值期间及之后上涨速度超过了平均水平。这反映了通货膨胀冲击并非均匀体验，对实际购买力、不平等以及货币和财政政策结果的评价具有重要意义。

消费模式也呈现出明显的 K 型特征。美国消费者的支出变得越来越聚焦在最顶部，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估计，2020 年至 2025 年中，最高收入 20% 的人群贡献了 57% 的总消费，这一比例高于 90 年代的 53%。这一增长是由资产价格上涨带动的，而这种价格上涨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利于更富裕家庭的。相反，中等收入人群自 2023 年以来消费增长停滞，而低收入消费者则面临着信用卡债务的显著增加。

传统产业针对低收入消费者可能会面临挑战，这包括受自动化影响且面临就业转移风险的成熟零售、酒店服务和制造业子行业。甚至像软件工程师这样的传统高收入消费者，也可能因生成式 AI 相关的工作岗位减少而受到影响。因此，行业表现越来越由技术暴露和客户收入状况决定，而不仅仅是地理位置。

PART 05

政府干预：经济安全成为核心议程

5.1 产业政策的激增

随着财政空间缩小和地缘政治竞争加剧，各国政府在 "经济安全" 的名义下，更加直接地干预经济决策。最初，七国集团成员国采取了有针对性的措施，旨在应对中国的贸易行为。然而，在新冠疫情期间，这些努力的范围得到了扩大，75 个国家都对关键医药产品实施了出口限制，这进一步刺激了补贴的增加。随后，俄乌战争引发了投资和出口限制的进一步增加。最近，随着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主要国家特别是美国和中国，为了保护自身的战略竞争力，不得不扩大对支撑这些技术发展的材料的出口和投资管制。

这次对经济安全议程的扩展是工业政策措施激增的关键因素。据全球贸易警报数据，2025 年相对于 2019 年，新工业政策干预措施的数量增长了 262%，仅 2025 年就推出了 5033 项措施。这些干预措施反映了从市场纠正政策向更干预性的方法的转变，涵盖了关税、出口控制和税收，以及金融资助、国家贷款和本地化要求。

来源：凯利远见全球商业政策委员会

工业补贴以及其他政府支持措施在全球范围内激增至创纪录水平，更多政府正利用财政激励和政府援助来吸引战略性行业，如半导体、清洁能源和关键矿产。新冠疫情后的产业政策繁荣以对歧视性政策措施的过度依赖为特征，而非以自由化政策措施为主。到 2025 年，政府实施的 73% 的新工业政策干预措施都是歧视性的，反映出政府更加防御性的立场。

支撑产业政策的动机也正在发生转变，对国家安全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2024 年和 2025 年，西方各国政府以国家安全和地缘政治担忧为推动力的工业政策行动占比达到 39%，从 2009 年至 2016 年增加了 36 个百分点。世界其他国家将国家安全和地缘政治担忧视为 25% 的工业政策行动的驱动因素，而 54% 的行动是由战略竞争力驱动的。这些趋势共同表明，经济安全考虑正成为政策景观的持久特征，而不是对危机的临时应对。

来源：凯利远见全球商业政策委员会

5.2 贸易壁垒与地缘政治工具化

贸易壁垒和关税正日益成为地缘政治战略的工具，而不是经济调整的手段，其影响远远超出了贸易流动。各国政府正在利用关税不仅为了保护国内生产，而且作为在经济安全框架下进行更广泛地缘政治和商业谈判的筹码。这可能会引发报复性措施、合作伙伴的防御政策以及新的贸易联盟的形成。

然而，美国关税措施的经济影响并没有像最初预期的那样显著，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彼得森研究所指出，到 2025 年底，在特朗普政府实施贸易关税后，全球贸易重新配置的情况非常有限，受影响的 19 个外国合作伙伴间的总贸易份额仅有所微调。这主要归因于多种因素的组合，包括企业在关税生效前提前加大出口的努力，以及许多贸易伙伴不愿对美国进行报复。

从中期到长期来看，贸易壁垒的影响可能会变得更加明显。世界贸易组织预测，全球商品贸易的增长将在 2026 年降至 1.9%，从之前的 1.8% 预测下调。如果油气价格在 2026 年全年持续高位运行，贸易增速预测值则进一步下调 0.5 个百分点至 1.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发现，关税冲击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贸易、投资和产出产生持久的负面效应，放大了使用关税作为政策工具的长期经济成本。此外，更广泛的碎片化和国际贸易限制的成本可能使全球经济产出减少多达 7% 从长远来看。

关税也正在推高物价。核心商品价格上升了 1.9% 高于 2025 年以前趋势截至 2025 年 6 月，估计 61% 至 80% 的新 2025 年关税已转嫁给消费者核心商品价格。同时，关税也带来了选择性收益，受关税敏感的美国产业工业产出增长了 3.5%，返回到 2024 年早期水平。这些混合结果突显了将关税作为政策工具固有的权衡。

除了直接的经济影响外，保护主义政策还在减弱多边机构和规范。随着单边措施的增多，多边协调难以跟上步伐，提高了持续分裂的风险。这一侵蚀的早期迹象在外国直接投资趋势中可见，2025 年初的贸易波动导致了 11% 的下降在今年上半年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去年同期相比。

5.3 企业的应对策略

随着政府干预日益积极，政策风险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结构特征，跨国公司正在重新设计他们的战略，以保持灵活性、进入机会和弹性。随着保护主义和相互竞争的经济安全措施加剧地缘政治紧张，跨国公司在保持与全球竞争超级大国的关系和进入机会以及管理风险之间走钢丝。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企业正在追求 "多对齐" 在全球竞争的各大力量之间。

而不是退避全球化，许多公司正在建立地缘战略逻辑进入公司战略。企业正将自己定位为安全的合作伙伴，跨越超级大国培养关系，以获取产业政策利益，如补贴和市场准入，同时规避地缘政治风险。在 2025 年商会基金会的一项调查中，200 家美国公司 70% 的人计划维持或扩大与中国的关系。

关税，尤其是，迫使企业重新思考如何管理政府干预。"连接国" 例如波兰、匈牙利、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墨西哥等国家正在将自己定位为 "中介枢纽" 绕过关税和制裁。公司正在利用这些连接型经济体作为替代通道，以避免沉重的关税。例如，苹果计划从印度向美国运送更多 iPhone，扩大生产在印度的五家工厂生产，以抵消中国高额关税的成本。同时，公司正维持其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中的长期合作关系。

在国内，关税措施既创造了赢家也创造了输家在制造业。尽管制造商仍然悲观，调查显示生产略微上升在美国，公司如马林钢丝产品看到更受保护的工业环境视为投资昂贵设备以提升生产的机会，但其他人如 DRR USA 这导致电动和汽油动力全地形车制造商面临波动性和成本上升的问题，且大部分电池和其他零部件都是从中国台湾购买的。

PART 06

结论与对企业的战略建议

6.1 核心结论

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和令人惊讶的企业韧性掩盖了表面之下的动荡。在表面数据之下，日益深化的地缘政治分歧和地区冲突扩大、政策不确定性长期存在、政府干预增加、技术变革迅速、债务不断攀升，以及 K 型不对称差距的扩大仍在塑造一个更加复杂的运营环境。

2026-2028 年全球经济将维持在疫情前水平以下的增长，平均增长率约为 2.9%。人工智能投资激增、主要经济体的财政政策支持以及企业和消费者的适应性调整正在支撑着增长，但地缘政治冲突、人口老龄化、气候变化等结构性因素将持续限制增长潜力。

K 型经济特征日益明显，增长、通胀和消费成果在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和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差异显著。亚洲和大洋洲将继续成为增长最快的地区，印度作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大型经济体表现强劲；科技行业将继续处于 "K" 行业之巅；高收入家庭将继续主导消费增长。

政府干预将成为全球经济的常态，经济安全已成为各国政策的核心议程。产业政策措施激增，贸易壁垒日益成为地缘政治工具，全球经济正从基于规则的全局体系向更加碎片化和随意性政策体系过渡。

6.2 对企业的战略建议

在这样一个分歧时代，企业需要采取以下战略来应对挑战并抓住机遇：

第一，构建地缘政治韧性，将政策风险纳入战略规划。企业需要扩大战略视野，将不断变化的全球政治和政策风险作为核心考量因素，而不是边缘因素。建立地缘政治风险监测和预警机制，提前识别潜在的政策变化和冲突升级风险。采用 "多对齐" 战略，在全球竞争的各大力量之间寻求平衡，避免过度依赖单一市场或供应链。

第二，优化供应链设计，从效率优先转向韧性优先。企业需要重新设计供应链，以降低外部波动对盈利能力的影响。采用多元化、区域化和近岸化的供应链策略，利用 "连接国" 作为中介枢纽绕过关税和制裁。投资于高级供应链跟踪和分析技术，将销售点数据、库存管理和生产计划实时关联，提高供应链的透明度和响应速度。

第三，拥抱人工智能技术，将其转化为竞争优势。人工智能是未来几年全球经济最重要的增长驱动力，企业需要加大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不仅是技术本身，还包括人才培养和组织变革。将人工智能应用于生产、运营、营销和客户服务等各个环节，提高生产力和效率。探索人工智能带来的新商业模式和市场机会，特别是在高端产品和服务领域。

第四，实施差异化战略，适应 K 型经济特征。企业需要认识到各地区、各国以及各国内部的群体都在遵循不同的轨迹，经历不均衡的增长。不要采用一刀切的市场适应策略，而是针对不同群体制定差异化的产品、定价和营销策略。关注高收入消费者对奢侈品、服务、金融服务和医疗创新的需求，同时也要考虑低收入消费者的实际购买力和需求变化。

第五，加强财务纪律，管理通胀和债务风险。在通货膨胀波动和资本成本上升的环境中，企业需要加强财务纪律，优化资本结构。从浮动利率债务转向固定利率债务以锁定利率，将通货膨胀风险嵌入投资组合、定价和运营决策。采取 "高端化" 等战略，在控制成本上涨的同时保护利润率。密切关注主权债务风险，避免过度暴露于高债务国家的市场。

在一个被不断增长的地缘政治风险、持续的不确定性和持续的波动性所定义的世界里，韧性不再仅仅是防御性的，它是竞争优势的来源。那些最快适应、战略规划和投资得当的企业不仅能够抵御波动，还能在分化时代将不确定性转化为机遇。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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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展望报告（2026-2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