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人物周刊（ID：Peopleweekly）

作者：王佳薇李屾淼

自梳女的传说

这是一个关于寻找与祛魅的故事。因为好奇一百年前选择不婚的自梳女因何决定不婚，又是怎么生活的，艺术家浦潇月开始探访那些还在世的自梳女，以及自梳女们曾经组团生活过的屋子。

“自梳”，是一种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珠三角地区流行的特殊习俗。到了适婚年龄的女子将头发盘成髻，表示终身不嫁。女子梳起的仪式相当于旧时婚礼，梳起之后不仅不能再嫁，也要尽量避免和异性接触。

不嫁的理由纷繁复杂。在一些关于自梳女的报道里，被陈述最多的理由是挣钱养家。自梳女往往是家中长女，为了分担父母照料弟妹的重任，选择梳起。也有女性不满旧时盲婚哑嫁的命运，毅然不婚。学者徐靖捷在她的作品《走近西樵自梳女》中还提到了另外的原因，“女子过了婚配的年龄，如果没有嫁娶，则会贻误弟妹的婚期。梳起之后，则没有阻头、跨头的禁忌。”

历史长河中，自梳女只是不婚文化的分支之一，它的产生和流行有着偶然性，往前看既有迫于生育压力集体杀夫的历史惨剧，也有“不落夫家”（女子在出嫁后的三天归宁以后，不再返回夫家）的遗俗。在徐靖捷看来，珠江三角洲缫丝业的兴起，是自梳女团体扩大的契机，并非缘起。

浦潇月第一次了解自梳女时还在美国读书，在一堂叫作乌托邦建筑的课上，她意外发现自梳女群居的姑婆屋，继而对这一群体产生兴趣，“不婚在今天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她们在一百年前的封建社会是怎么做到的？”

那时浦潇月读国外学者托培理（Marjorie Topley）的著作，其中将自梳女描摹成一群反抗父权的先锋——这恰巧也是当代媒体和大众热衷的独立女性叙事。当然，同性恋也是关于自梳女的相当流行的一个标签。

后来苦于没有一手材料，她暂时搁置了这个计划。2021年辞职后，她首先去了顺德的冰玉堂，接着开始挖掘关于自梳女生命历程的田野调查。很快，她发现了有别于托培理描述的另一种叙事。

“那时候很兴”

阿转，杏头村人，生于1938年，本名梁转喜。但身边人很少这么叫她。

“很多老人只知道自己的花名（小名），不知道全名，更不知道怎么写。”开始田野调查后，浦潇月发现自梳女对自己的名字并不熟悉。“名字只是村里人称呼她们的符号。”一些名字甚至起得十分草率，比如梁四——“因为她在家里排名第四。”

与名字一样在记忆里变得模糊的还有时间。若是问起自梳女哪一年梳起、二三十岁时的生活，她们大概率答不上来。可是如果“问她们某一年日本仔来没来，或是你的侄子有没有结婚生孩子，她都清楚”。

就像历史学者贺萧（Gail Hershatter）在《记忆的性别》中发现的那样，记忆不是“真相”的储藏室，而是一个社会过程，受到不容忽视的、性别的社会差异影响。“妇女用一种独特的方式记忆：按她们孩子出生的年份标记时间，这些年份则是依照十二生肖（鼠年、牛年等等）来排列的。我们没有从男人那里听到这样的记忆方法。”

阿转不是浦潇月在杏头村认识的第一位自梳女。让浦潇月惊讶的是，经过另一位自梳女阿九的引荐后，阿转很快信任了她。两人经常一起坐着聊天。

自梳女有自己的圈子，“问她们同村还有谁没嫁，她们一定知道。”除了家人和自梳姐妹，她们很少跟同村人串门。

八卦是村里老人们的消遣之一，自梳女也不例外。平时走动不频繁的姐妹见了面，即便听力下降，也要提高嗓门畅快地喊几句“谁家儿媳怎样”、“谁家又请了保姆”。

还在世的自梳女大部分人独居，住处离亲戚家不远。极小部分生活不能自理的或住在亲戚家，或由政府安排住进了养老院。

节俭和要强是她们的共性。“只要身体条件允许，她们一定自己做饭。接触越久，浦潇月越觉得自梳女就像自己家中的长辈，“总是闲不住，心里觉得不能麻烦别人，你越帮，她们越觉得自己没用。”

田野调查期间，浦潇月遇到的自梳女大部分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梳起的，平均年龄在80岁以上，年龄最大的一位接近百岁。而她听过最极端的例子也来自这位近百岁的自梳女——老人患有白内障，出门散步时被电瓶车撞了，手掌骨折，到了医院医生觉得她年纪太大，不肯治。后来她的骨头是被硬掰回去的，麻药都没打。目睹这一切的侄孙在一旁心疼得流泪，老人一滴泪都没掉。

聊起梳起原因，自梳女总是“没办法敞开聊。”跟阿转熟了后，浦潇月问过她好几次不嫁的原因，最常得到的答案是“那时候很兴（流行）。”

实际上也确实如此。《走近西樵自梳女》记录了当时阿转所在的杏头村自梳流行的状况和原因：因为靠近西樵缫丝重镇，杏头村的女子很容易找到缫丝、养蚕、织机等工作，许多女子在外面工作，赚钱养家，到了婚嫁的年龄，就选择梳起不嫁，或者嫁人也不落家。甚至在一些老人的记忆中，这个村子曾在10年里没有进过一抬花轿。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叶汉明曾统计过，珠江三角洲一带的自梳女人数在最高峰时约占女性人口的10％。而在当时，这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之所以能被以传统父权文化主导的封建社会所接纳，是因为自梳女的养家能力对父族的繁衍大有裨益。

“自梳女都有极强的敬祖孝悌的家庭伦理观，养家对她们来说是一种天职。家庭也视她们与维持家计的儿子无异。”叶汉明认为，对父系家族而言，自梳女扮演了男性的部分角色。这或可视为自梳制度与父权家庭制度的调和。

尽管如此，无论过去和现在，自梳女仍然是很边缘的存在。鲜少有人探望，一天之中大部分时间她们都是独自待着，偶尔有身穿红马甲的社区志愿者上门，送些米面油。一套流程走完，还得拍照记录工作。

在熟人社会的农村，自梳女议论别人的八卦，也被当作八卦议论。外界最好奇的，是她们的私生活。有次浦潇月向村口榕树下打牌乘凉的男人们打听自梳女，回答七嘴八舌，“夹杂一些污名化的词。”

关于边缘，浦潇月还听徐靖捷讲过一个故事。那是10年前，徐靖捷在西樵一个村子做田野，向村民了解自梳女的情况时，村民反问她：“问这个干嘛，让人家挺尴尬的。”

几乎每个跟浦潇月聊过天的自梳女都说自梳是自己决定的，并在长年累月的讲述中确认自己的主体性，以此为傲。但在外界看来，她们其实是没得选。

到了现在，很难再追问她们，“你后悔过吗？”可是当浦潇月向自梳女们讲起自己不婚的打算，她们又会反过来劝她，“听阿婆的话，你还是要结婚，不然老了就没有人来看你了。”

▲浦潇月与自梳女阿转图/本刊记者王佳薇

寻找观音堂

有关自梳女的种种，浦潇月最感兴趣的是姑婆屋。

姑婆屋是自梳女为自己安排的归宿，它存在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为她们解决身后事——这既是因为她们相信死后要有归宿，也因为她们不能死在家中，或兄弟家中。在一些禁忌更多的村子，自梳女甚至不能死在本村。

通常，姑婆屋由一个或几个自梳女筹钱发起，房子建好后，其他自梳女陆续在其中“买位”。年轻时她们与家人同住，或外出打工，等到年老便搬进姑婆屋，在里面起居、社交、拜神，以及告别人世。

实际探访时，浦潇月发现姑婆屋比自己想象中还大，“大部分建筑有两层或两层半，光是第一层就占地300至500平方米不等。”每个姑婆屋都有一间专门用来祭拜的房间，其中供奉的每位自梳女的名字原本都贴了一张红字条，等到自梳女过世，红纸便被揭下。

一个由未婚女性组成、不以血缘关系划分亲疏的群居空间，大家是怎么生活的？更重要的是，它能否为我们思考互助养老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我们今天已经无法确切得知姑婆屋内部是如何运作的，但可以从一些报道和研究里拼凑出蛛丝马迹。

比如一篇有关自梳女的文献提到，没有夫家、生养死葬的事务又不能由父母家人承担的自梳女，往往通过择继获得更亲密的后辈为自己送终善后。“择继仪式十分隆重，必须选择吉日良时，邀齐亲友，当众介绍自己的继承人，而继承人要置备表示吉祥的丰盛礼物，作为认亲的孝敬。入门时，屋内燃起香烛，大放鞭炮，继承人先祭告神灵祖先，然后叩见‘亲娘’及至亲长辈。”

一篇2016年的报道采访了彼时面临拆迁风波的观音堂，以及住在里面三十余年的自梳女妹姑。这篇报道的记者郭继江后来向我们回忆，“观音堂保留了清代农家小院的布局，是珠三角典型的四合院，由正房（斋堂）、东西厢房和南房四面围合而成，卧室则在南房，位于院落的最南端。整个小院被围墙围合起来，以保证院落的安全和私密性。入口位于小院的东南角，进去可以看到自梳女日常活动的地方。院子里种了很多花草树木。”

▲抵达观音堂之前，要先穿过树林中的小径图/本刊记者王佳薇

浦潇月第一次知道观音堂是在文献里，里面写道，观音堂位于广东肇庆，建于道光年间，最初为一户富贵人家的太太所有，后来见自梳女无处定居，便赠予她们。最鼎盛的时候，曾有好几十位自梳女住在这里。

观音堂是浦潇月在田野调查中见到的最古老的姑婆屋，但要找到它并不容易。资料上写，它位于塔脚路1巷47号，可等她到了现场，发现巷子全部被拆平，“要么是一片拆迁地，要么是一片高楼大厦。”

郭继江的报道记录了观音堂拆迁前最后的景况：2010年春节前，一辆大型挖掘机“不小心”铲掉了观音堂后院的外墙。5名自梳女的生活完全曝光在了对面高档住宅楼居民的视线里。自梳女们匆匆吃完最后一餐饭，就被带往各自的安置楼。

十几年后，浦潇月第一次去探寻，观音堂入口处的牌匾已经不见，跟牌匾一起消失的，还有院后的三间房。淹没在废墟中的观音堂，若不仔细看，很难察觉出这是一座历史古建。它的周遭被茂密的树木遮掩，越向深处，绿意越盛。接近观音堂之前，先要经过一片篱笆围起的幽深小径和挡板竖起的墙，目之所及不是危楼，就是菜地和垃圾。

许多人好奇浦潇月究竟是怎么找到观音堂的。真正找到之前，她屡屡碰壁，有时遇到流浪汉，有时天气不好，有时是蚊虫叮咬的不适，白跑一趟是常事。而最终找到观音堂的方法只有一个，“到处问。”

辨别姑婆屋有两个主要线索，一是多灶台的大厨房，另外就是青砖瓦顶——“它由河底淤泥筛制而成，保温效果好，砖块的气孔小，在广东潮湿天气的作用下常常生长出微小的青苔。”如今的建筑很少再使用青砖。

在郭继江的那篇报道里，浦潇月留意到一处细节：观音堂内摆着的几十只青花瓷碗，有一只碗口有不规则的缺痕，被曾住在里面的自梳女妹姑一眼认出，“白头婆经常用的。”

浦潇月后来问郭继江姑婆屋内的碗筷是否共享时，得到了否定的答案。“这就很有意思，我们自己家里无论几代人，碗筷是不分的。”在浦潇月看来，观音堂内自梳女对碗筷的区分，恰好是姑婆屋内群居生活集体性与个体性交织的具体体现。

另一个类似的发现是自梳女对灶台的使用。田野调查时，浦潇月在许多姑婆屋的厨房里发现了联排的灶台，她猜想这是她们独自做饭的痕迹，后来向郭继江求证观音堂内的情况，他说，“三四个砖砌的炉灶，她们会按照关系的亲疏各自做饭各自吃。”

▲肇庆的另一座姑婆屋永远堂，室内有一口井图/本刊记者王佳薇

▲永远堂的桌上还摆着自梳女用过的水壶图/本刊记者王佳薇

从前的女性群居空间

如今的男性独居空间

2024年4月，我们和浦潇月从佛山出发，一起重返肇庆的几座姑婆屋。

距离她上次来观音堂已过去近半年。观音堂前先前遮天蔽日的树被砍倒了好几棵，露出几座破败的拆迁房。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危房一旁的高级住宅区。我们一边走，浦潇月一边感慨，“他们知道这些危房里面以前住着自梳女吗？”

观音堂隐匿在危房之间，还没等我们走近，犬吠声便不止，一个流浪汉从红砖砌成的危房窗口探出头。“大叔，你还记得我吗？我之前来过。”浦潇月说。流浪汉不置可否。

前几次来时，浦潇月就遇到过他们，双方小心地互相打量，没说一句话。有次她买了几包烟递给一位偷瞄她的流浪汉，对方谨慎地说，“你扔上来就好。”她装没听见，径直走上楼。

两人聊起来，她才知道对方来自广西，在附近修水电。这栋无水无电的危房群，住着六位四处漂泊的流浪汉。有时候她再过来，看到认识的流浪汉不在家，便知道他又到别处打零工。“挺有意思的，从一个女性群居空间变成男性的独居空间。”她说，“有时间的跨越，但也都挺边缘的。”

我们走进观音堂，发现供神的房间内躺着一位流浪汉，匆匆打过招呼，就走去后院。浦潇月给我们指出之前围墙被拆的位置，如今杂草丛生。

▲永远堂内的照片图/本刊记者王佳薇

几年前，郭继江来观音堂采访时，描述这里“青色瓦顶掉了不少，露出朽粱”。这次我们再去，房顶的梁只剩几条，阳光洒下，照得屋内亮堂堂的。与浦潇月一同合作自梳女项目的方政说，“再过一年，不知道这些梁还在不在。”疑问句却讲出了陈述句式的意味。

在一些地方，姑婆屋被列入省级保护单位，大幅改造一番后成为供人参观的文化景点，比如顺德的冰玉堂。而在另外一些地方，一些姑婆屋荒置着，无人知晓。

这几年做田野调查，浦潇月听过各种各样姑婆屋不被列入文物保护的原因，比如许多姑婆屋依然存在产权纠纷，或者未能得到足够重视。缺乏妥善保护的姑婆屋，跟曾经住在里面的自梳女一样，被时间一点点啃噬、遗忘。

与观音堂相隔不远处是另一座姑婆屋，名叫养善堂。它的门口贴着一块公示牌，由肇庆市人民政府2016年制作，上面刻着这样一段文字：“俗称斋堂，是自梳女居住的地方，建于清代，高2层，砖木结构。是研究肇庆近现代生活习俗的实物资料。”

养善堂的正门口被一条警戒线拦着，大门紧闭，两侧五六层高的楼房黢黑。前阵子来这里探访的朋友告诉浦潇月养善堂被烧了，她一直挂心。附近的居民对这起火灾都不了解。

一位临街打扫的环卫工人告诉我们，火灾是由路人“三天两头”丢进去的烟头引起的。“最后一次被烧是晚上，火势很大，警察恼火，干脆在门上钉了铁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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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一百年前不婚女性的群居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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