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过了大坎还健康长寿，是吸了家里人福气。”2025年初，在观看大量相似短视频后，一位89岁的奶奶在家自戕。近年，中国人口自杀率总体下降，但老年人自杀率始终居高不下。其中，“为避免拖累他人而死”的利他型自杀，开始更多成为背后原因。

“老人活着已经不再能够创造价值，唯有死亡能够为他人减轻负担。”这种观念不仅存在于老年人心中，还蔓延至社会，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Part 01

利他型自戕

2025年2月的一天上午，郭展的家人去给89岁的奶奶送早饭时，发现她从床上滚下来，趴在地上。全家人都慌了，立刻把老人送到医院抢救。不到一个月，抢救无效，老人去世。

亲人们后续发现，奶奶死于自杀。在滚下床的头天夜里，在大家回到各自房间休息之后，奶奶服用了大量降压药。

与许多高龄失能、全部生活起居都需要家人照料的老人不同，郭展的奶奶身体硬朗，爱吃肉爱吃甜，会用电子设备的语音输入功能，爱玩手机。奶奶喜欢和人聊天，每天的乐趣就是给各个晚辈打电话唠嗑，骂起人来中气十足。在郭展看来，奶奶“是可以长命百岁的身体，原本真的很健康”。

奶奶的猝然离世，全家都毫无心理准备。2024年的中秋，家人团聚时，郭展唱了首打油诗，尾句是“朝华长伴月长圆”。那时，她还认为奶奶还能陪伴家人很长时间。

2025年2月中旬，处理后事时，郭展翻看了奶奶的手机。她发现，短视频平台的搜索框里，藏着奶奶忽然自杀的秘密。

浏览记录显示，2024年末，老人看到视频号说：“老人过了大坎还健康长寿是吸了家里人福气。”从这条记录开始，老人随后的搜索框记录了越来越多与此相关的搜索记录：“老人怎么不吸福”“老人长寿躲灾”“老人扫把星”……

这些搜索下的短视频多用AI配音，画面常是粗糙的动画或一段影视剧的节选，整体色调昏暗，配着诡异的音乐，有些吓人。还有一些画面中说话的人穿着正式，看起来像是专业人士，条理清晰地分析着老年人在经济、生活、玄学上给子女带来的“灾祸”。

那段时间，郭展的爸爸遭遇车祸，软组织挫伤，姑姑的家庭事务也不太顺利。郭展猜测，这是奶奶相信短视频并频繁搜索的原因。奶奶自杀，是为了“不要吸走我们福气，给我们挡灾”。

奶奶通常在夜里搜索。郭展回忆，白天时，奶奶和小辈的笑闹与往常无异。谁都没有发现异常。

发现奶奶的浏览记录后，郭展还原出奶奶突然自杀的事件始末，发布在社交媒体，引起许多网友的共鸣与讨论。

自杀预防研究学者叶茨·康维尔（Yeates Conwell）在一项2016年的研究中指出，自1990年代中后期起，中国老年人自杀率在急剧上升后，多年居高不下。

近年来，随着大量医疗卫生机构介入，中国人口自杀率一再下降。但老年人自杀率的下降幅度最缓，始终远高于总体水平。据《中国国家卫生统计年鉴》最新数据，2021年，中国人口总体自杀率为4.75/10万人。而同年，在农村60-65岁居民中，自杀率却为10.88/10万人，是总体自杀率的两倍多。如果把目光投向农村85岁以上的居民，这一数据则飙升至38.58/10万人，是总体自杀率的八倍多。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陈柏峰指出，1990年代以来，中国老年人的自杀原因越来越多出于理性考量。过去，这种理性选择更多指向物质生活的贫瘠：不愿给家人带来经济负担，于是选择自杀。当下，老年人的自我要求似乎变得更为严格：仅仅是无法再带来更多的“经济收益”，就足以让老年人选择结束生命。

2024年中秋节后的一个清晨，67岁的王月云在河里被救援人员捞起。

这天凌晨，她在桌子上留下遗书，来到家附近的小河。南方的秋天，河水还不算冰冷。她不会游泳，却在河里漂流了一个小时，直到被岸边的人发现。“怎么没有淹死。”她被救起时还在挣扎。

王月云并没有给家里带来无法承受的经济负担。但此前，她曾在接受诊断时表示，感觉自己压力极大，活着没有价值，随后被确诊抑郁症。

外地工作的儿子李阳听闻母亲跳河的消息立即赶回老家。他发现，母亲的自杀念头已经很难消除。

短短几天内，王月云就又做了几次尝试：一次趁李阳在厨房洗碗，偷偷跑出门；一次把私攒的大量药片全部吞完……

此前，王月云曾确诊老年抑郁症。确诊后，精神科医生为她开了抗抑郁药和安眠药。服药后，她仍然状态不佳，失眠、焦虑、情绪崩溃。医生为她换了药。换服新药的四五天里，药物浓度在体内逐渐积累，还未达到有效浓度，这一过程中会出现“疗效空白期”，她的状态迎来最低潮。

“今天必须死。”又一个失眠的夜里，王月云下定决心，决定跳河，于是出现了前文的那一幕。

Part 02

理性选择

“你们这里有没有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的情况？”

在询问湖北省京山县村民后，研究者得到了这样的回答：“我们这里就没有正常死亡的老年人。”

“自杀。”京山农村的老人并不避讳谈起这个词。

村子里的老人自杀了，这是一件很寻常、无需干预的事情。有的老人身患绝症，腿脚不便，几乎无法行走，独自去河边，人们不加劝阻，由着他去；有的老人重病失能，瘫痪在床，却能从外面买到农药自杀，药罐子就放在手边。

有人得了绝症，舍不得治疗，只买止痛药，等待死亡。有人活到50多岁，患上皮肤癌，一年医药费达上万元。不想加重孩子的家庭负担，结束生命。

在家庭面临经济压力的情况下，因“自己无法再创造价值，成为拖累”而自杀，本质上出于一种利他的心理：活着已经不再能够创造价值，唯有死亡能够为他人减轻负担。

“利他型自杀”由社会学家涂尔干在《自杀论》中首次提到，用于描述“个体因对社会团体过度认同或服从而牺牲自我”。

类似郭展奶奶的情况，老年人的利他型自杀，并不是近年才出现的现象。与当下老年人自杀心态的变化类似，武汉大学教授刘燕舞在一项社会调研中指出：90年代以前，自杀更多是一种情绪化的冲动行为。激烈冲突之后，老人一下“气不过，想不开”。90年代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农村老人更多将利他型自杀视为一种理性选择。

湖北省京山县是现代中国老年人“利他型”自杀的一个极致的样本。从中国老年人自杀率飙升的1990年代一直到2009年，这里的老人平均自杀率是101.6人/10万人。

学者们在调研中发现，这些老人连利他型自杀的过程，也是利他的。

为了避免自杀对儿女带来负面影响，与子女同吃住的老人会选择在老屋或者荒坡、树林、河沟自杀，为子女避嫌；许多单过的老人怕影响房屋风水，不在屋里自杀；在与子女们争吵后不自杀，待到关系平静时方才动手；家里两个老人都有自杀的想法，也不会选择同一天，而要商量谁先谁后，错开时间，避免给他人留下话柄。

一个老人的生死，成为某种经济层面理性的计算。这种观念不仅在老年人中流传，还蔓延到了年轻人群之中，成为当地社会中的一种普遍观念。

学者陈柏峰也做过类似的记录：2008年左右，在京山农村，有的老人生病了，后辈不愿意出钱治疗，“三四千（元）治好了她，也是增加我们的负担”。

询问当地的村支书，老人病了孩子是否一定会送他们去治疗。村支书说，这要看病治好后，老年人能否将治病花的钱挣回来。

图｜电影《喜丧》学者们普遍认为，利他型自杀大规模出现与当地社会的心态变化有关。陈柏峰对1949-1980年前后的养老心态变化做出了归纳：赡养老人的责任归属经历过两次变化。

与此伴随，整个社会对待老年人的心态也发生变化，成为造就京山农村老年人自杀现象的时代背景。

最早，“家庭有责任养老”是一种普遍的共识。传统中国农民心中，生活的意义曾被寄托在“祖先崇拜—传宗接代”的链条当中，有限的人生在无限的链条中获得意义。在以前，这一链条当中的“两头”都是重要的。人们不仅仅关注子孙，也关注祖先，而父母正是即将成为祖先的人。因此，“养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

这一观念在1949-1980年代被改变，“养老”从家庭的责任变成了国家的责任。一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明确规定对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年人，保吃、保穿、保烧、死后保葬。但1980年后，随着计划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农村福利的集体供养功能瓦解，制度二次转向，“养老”责任再一次回归家庭。

1992年，民政部发布《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明确指出：按照“个人缴费为主、集体予以适当补助、国家给予政策支持”。其中，“集体补助”与“国家支持”大多以税收优惠的形式直接面向乡镇企业，广大农民群体受益甚少。因此，在落实的过程中实际是将养老的压力重新放回了老人的家庭之中。

随着时代发展和制度调整，养老的责任从家庭转移到国家又重新回归家庭。但此时，传统家庭养老模式仰赖的养老观念已经变化。父辈权威与宗族权威早已在1949年后的系列运动中被摧毁。

旧道德观的废墟上，市场化的理性逻辑席卷而来。“唯有能够劳动创造价值的人才有生存的价值”，老年人接受了这套新的道德观，却不得已成为这套观念下天然的弱者。

学者分析指出，当时京山农村的老人大规模选择“利他型自杀”，可能是这种心态变化的结果。

市场化的理性逻辑背后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它认为“适者生存”是自然规律，“无用”的个体不应受到过多保护。社会福利制度是对“自然选择”的干扰。

与彼时形成互文的是，在中国老年化趋势愈发明显的今天，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观念再度回潮。“优胜劣汰”的观念渗透到整个社会中，使人们产生普遍的“厌老”情绪。

在社交媒体关于老人自杀的讨论中，有人对“厌老”心态的本质进行反思：“这个社会已经形成了一种认知，就是人必须是‘有用’的，必须可以被榨取价值。”

不久后，有人回复道：“不然呢？别人有什么义务照顾没用的人？”

厌老的氛围内化到老年人心中，则造就出一种自我厌恶。

2024年，生活在江苏苏州的80岁老人苏秀华曾经攒了一堆安眠药，把家里值钱的乐器都处理了，还签了捐献遗体协议，准备一走了之。

此前，苏秀华做过许多“找寻陪伴，融入社会”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她收留过一个脑癌晚期的年轻人作为邻居，这个陪伴者后来被人赶走了。之后，她又报名参加残联的文体活动，但报名一次被拉黑一次。她猜测：“别人都嫌我老了，可能会增加麻烦。”

丈夫去世以后，苏秀华把眼睛哭坏了。她感到自己的生命失去价值，想寻死，“我一无所有，没有家了，总是胡思乱想。”

瑞典老年精神健康学者法斯贝里（Madeleine Mellqvist Fässberg）在2012年综合研究了包括中国、日本在内12个国家的情况，发现：社会普遍的“厌老”情绪，会使老年人在心理层面变得更加脆弱，面对生活中的打击和刺激时更易产生自杀倾向。

2024年9月5日，武汉市武昌区75岁的老周因为一段视频自杀了。

大约10天前，老周居住的小区物业在业主群里发布了一段33秒的监控视频，并配文“业主的不文明行为”，引来对老人的谩骂。

视频中，75岁的老周按了几下电梯按钮，将捡来的塑料袋、纸盒作为承接物放在身下，慌乱地脱下裤子大便。事后，他把这些物品带出了电梯。

家属询问老周得知，老人那两天肚子不舒服，下楼丢垃圾时突然想拉肚子，憋不住了就用手里的纸盒、塑料袋接着，在电梯里解决了。

老人的家人说：“他说丢完垃圾就回去清理了。他平时很爱干净，房间收拾得整整齐齐，也经常拿着拖把、水桶把楼道拖得很干净。要不是年纪大了憋不住，肯定不会这么做的。他还特意用盒子接住，说明不是故意的，只是一些排泄物漏在电梯里了。”

老周知道视频曝光后，一连生了几天闷气，觉得自己那几天出门总有人指指点点。

十天后，老周离开家，坐上了一辆公交车，在火车站旁的一处小树林里结束了生命。

Part 03

未完成的参照

2016年，一名凶犯闯进日本神奈川一家养老院挥刀乱砍，致19死26重伤。

嫌犯在接受审讯时称，自己这样做只是觉得老年人、残疾人对社会无用。

这样因为极度“厌老”而造成的恶性社会案件，也曾在日本出现。同为东亚，日本的老龄化进程比中国要早15-25年，可作为某种未来的参照。

1994年，日本老年人口比重超过14%，迈入“老龄社会”。2020年11月，中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13.50%，基本与日本当时的情况持平。

“老年人对社会无用，因此该死。”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混淆了“自然规律”与“道德应当”。如果撤去所有的保障制度，老年人、残疾人当然会被排挤到社会的边缘。但在一个文明健全的社会当中，社会的边缘群体应该得到制度的托举。

1994年前后，日本也曾面临“家庭养老”模式的崩溃。女性就业率提升，“媳妇照顾公婆”的隐性劳动结构逐渐失效。这使得“养老”的责任必须由家庭移交给国家，诉诸制度。

为解决这一问题，2000年，日本开始实施《长期护理保险法》。2006年，政府对该法进行修订。虽仍存在问题，但从整体来看，这一制度是有效的。此后，日本一项基于2009–2022年数据的研究指出，60岁及以上男性的自杀率在2014至2017年间年均下降7.28%；女性在2011至2019年间年均下降6.23% 。

依据《长期护理保险法》，介护费用由政府与个人共同承担。公民除预缴纳的保险金外，还需要在享受养老服务时支付一部分费用。个人支付的介护费用占总费用的10-30%。

政府承担部分养老责任的努力，削减了老年人成为家庭负担的概率，降低社会对老年人厌恶的同时，也削减了老年人的无价值感和自我厌恶，从而成为阻碍老年自杀的有效行动。

然而，因为“个人支付”的部分存在，这一制度的“社会福利”属性削弱，作用效果产生分层。

对经济条件良好的老人来说，衰老以后在养老院生活是他们的普遍选择。在养老院里，有专人评判老年人需要服务和帮助的程度，强调自立支援介护（Self-Supporting Care），鼓励社会有节制地介入老人的赡养工作。重视长者本身的意愿，支持其利用现有的身体功能，维持原来的生活。

2023年1月的一天上午10点左右，日本铃鹿市（Suzuka）的一家养老院内，担任护工的刘坤正在指导一位头发花白老人清理自己的垃圾。弯腰将垃圾桶拿起递给老人后，刘坤对她说：“你推着小车，我们一起去倒垃圾。”

将垃圾桶放在小车上，老人在前面走，刘坤在一旁跟随，步幅比独自行走时小了许多。这项工作由他全权代劳或许会更加高效，但他解释道：“要尽量让他们（老人）自己能做的事情自己做。这样可以最大程度上地保留和锻炼他们自己的身体机能，感到自己有价值。”

纪录片截图丨护工刘坤正在指导一位老人清理自己的垃圾

在神奈川县三浦半岛海边的一家养老院里，有460多位老人正在认真地过“无用”的生活。

2017年6月26日上午，92岁的节子正在食堂和一位90岁的同伴约会。她穿着一件蓝色印花丝绸衬衫，圆形的领子上叠戴着两串白色串珠项链。蓬松的头发已经全白了，外貌与精神看起来仍像四五十岁一样。

60岁时，她和丈夫一起搬进这家养老院，11年后，丈夫去世。她正在期待着新的邂逅。

节子与她的男伴每天上午都会在食堂的同一个位置见面，她说：“我们不是夫妻，但是已经超越夫妻的关系了。”马上她又笑着摆手：“哎呀刚刚说的有点不好意思，请当做我没有说过吧……”害羞的神态宛如少女。

虽然难免老年后的种种：行动迟缓、与社会隔绝，腿脚、牙齿以及身体的各个器官开始出现病变。但人们还是在看过这些老人的生活后评价：“确实是很体面的终老方式。”

但也有人指出：“老年的尊严来自于有钱。”

住进这里，需要一口气交付3500万日元（约215万人民币），随着居住时间的延长还会产生其它花销。这是日本这项养老制度的A面，对于那些面临老后破产的老人而言，他们面对的则是这一制度的B面。

日本的护理保障制度依老人的身体状况及痴呆症等疾病程度，将护理保险共分5级。但，级别越高，收费越高。以5级照护为例，依照《长期护理保险法》，每月花费约为36万日元（约人民币1.8万元），若自费负担10-30%，则为3.6万-10.8万日元（约人民币1800-5400元）。

这一花费相当高昂。

因此，越来越多的老人明明被评为5级（严重失能，无法自理）却只申请3-4级（中度失能，仍能基本自理）服务。

明治学院大学河合克义教授指出：“日本国民养老金制度本身，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家庭功能在发挥作用为前提制定的。”社会在其中发挥的保障作用仍然不够强劲。

NHK在纪录片《老后破产》中记录了2014年前后，中年丧子、晚年丧夫的菊池女士的生活。

80多岁的菊池孤身一人生活在东京都内。她年轻时是家庭主妇，因此没有社会养老金，每月只领国民养老金80000日元（约人民币3900元）。

菊池患有风湿病，腰腿羸弱，自膝盖以下开始浮肿，好像要涨破一样。她说：“即使不动也会很疼，脚踝肿得很厉害，几乎看不到了。”一旦双脚接触地面，她就感到剧痛无比。因此，她会一整天都待在床上。

菊池的床距离厨房大约5米。她老年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在这5米之间艰难地往返。伸手抓住床顶的吊杆，用臂力把自己撑起来，伏在长得像婴儿学步车的步行器上，一边在疼痛中调整呼吸一边往前挪动——花费年轻人数倍的时间完成一次简单的折返。

菊池认定的护理等级为2级，社工每周登门服务一次，每次待一个小时。这一程度的照料对她来说并不足够，但早已超过了她的经济负担。仅这一项服务就要花去30000日元（约人民币1500元），加上每月70000日元（约人民币3500元）左右的日常生活开销，她每月都要动用20000日元（约人民币1000元）左右存款才能维持正常生活。

不够充足的社会保障，使菊池的衰老成为一种慢慢“被剥夺”的过程。眼看着40万日元（约人民币2万元）的存款越来越少，她取消娱乐、断开社交、节衣缩食、断掉水电……仍然入不敷出。等到生活中“生存”以外的一切活动都无法再俭省，菊池能做的，就只剩下盯着日渐减少的存款数字，等待死亡。

以瑞士为例的高福利国家在养老制度上进行了更多尝试，试图弥合这种老后生活的分层。最典型的一项，就是“保障养老金”（guarantee pension）制度。

根据瑞典《保障养老金法》及瑞典养老金署规定，凡在瑞典合法居住满40年的个人，即使终生未缴纳养老金（如家庭主妇），亦可领取由国家财政拨付的“保障养老金”。该制度覆盖所有低收入老年人，具有明确的再分配功能。

这意味着，哪怕一位老人终身没缴过养老金，但只要在瑞典合法居住够40年，就能领到国家每月发放的养老金。

截至2023年，这项养老金的全额标准是每年117,379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8万元），由政府财政直接拨款，不需要个人缴费。但这一福利制度对国家财政有很高的要求。

在税收结构上，瑞典长期维持着高税负、高支出的运行模式，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险缴费负担较重。保障养老金完全由国家财政拨款支付。

根据《欧洲养老金（European Pensions）》杂志2023年的报道，2022年和2023年两年间的养老金扩张改革就预计将为国家带来超过140亿瑞典克朗的新增支出（约人民币90亿元）。

在经济增长放缓、人口结构持续老化的背景下，如何维持这一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目前仍然是瑞典社会政策领域持续争论的核心议题之一。

瑞典经济学家斯塔凡·斯特罗姆（Staffan Ström）在博客中评论道：“养老金小组的工作是不透明的，公众也并不了解养老金制度的运作方式。这一现有的养老金制度更像是短期的政治操作，缺乏真正的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