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23年1月，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2年末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自1962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

图源：世界银行官网数据

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从跌破2.1的世代更替水平进入“低生育率陷阱”，再到跌破世界公认的1.5警戒线，我国总和生育率一路下滑至1左右，人口负增长的长期趋势已难以改变。

“少子化”概念源自日本，国际社会通常以总和生育率1.5或1.3为标准，将少子化分为不同程度：低于1.5的国家被认为是“超少子化”，低于1.3的国家被认为是“极低生育率”。

也会用儿童人口占比来划分：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低于15%-20%被认为是少子化。

因此，无论从哪个维度来看，与我们常常提到的“老龄化”相比，其实“少子化”更凸显为一个社会问题而不是社会现象。

图源：世界银行官网数据

Part 01

少子化与老龄化交织下的抚养比挑战

少子化和老龄化并存的人口结构，还会导致一个趋势，那就是老年抚养比上升。

据《中国统计年鉴2024》数据显示，我国少儿抚养比为24%，老年抚养比为22.5%，总抚养比达46.5%。

通俗来讲，就是每100个处于劳动年龄（15-64岁）的人口，要负担24个0-14岁的孩子以及22.5个65岁以上老人的抚养。

平均下来是每5人养1个孩子+1个老人。

听上去似乎不算太糟。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统计标准中，15岁以上就被视作可以自力更生开始工作，64岁还被归为劳动力范畴，紧接着还有大批婴儿潮人口步入老年，未来的真实老年抚养比不堪想象。

据预测，到2050年，老年抚养比将突破53.5%，这就意味着，每两名年轻人就要抚养一位65岁及以上的老人。

以90后为例，2050年他们开始步入60岁，此时不仅要照顾自己，从国家层面看，每个人还需要承担抚养半个65岁及以上老人的责任。

少子化已不再是人口学领域的抽象概念，而是一场深刻影响社会结构、经济发展和文化变迁的现实挑战。

这一趋势不仅意味着未来劳动力供给的萎缩，更将重塑教育、养老、消费乃至房地产等社会经济领域的方方面面。

在银发产业的服务领域，数智技术虽能优化标准化服务流程、减少低效机械的人力投入，但始终难以替代服务链末端的“人性化接口”。

那些依赖人类同理心与经验积淀的非标服务场景，将构成银发服务赛道中的“人文护城河”。

参考部分国际经验，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下银发经济中的刚需岗位有哪些。

Part 02

银发经济中的刚需岗位探索

护理人员

毫无悬念，养老护理人员缺口在全球是一直存在的难题，无论是居家护理还是机构护理。

在日本，介护人员缺口已达数十万，迫使政府将护理师列入“特定技能签证”优先引进名录；厚生劳动省2023年数据显示，居家介护的老老介护比例从2019年的59.7%上升至2023年的64.5%，介护者和被介护者均为75岁及以上老人的比例为35.7%。

澳洲技能与就业部2025年最新发布的《澳洲移民劳动市场报告》显示，目前最短缺的20个职业中，“老人或残疾人护理员”排名第一。

在我国，养老护理人员不仅存在数量缺口，还存在质量缺口。

民政部数据显示，全国持证养老护理人员约50万人，加上实际从业者，供给缺口至少达几百万人。

并且在如此巨大的缺口下，从业人员还面临着整体素质参差不齐、年龄偏大、流失率严重等问题。

2020年9月，我国大学本科开始设立和养老相关的专业，去年首批毕业生被一抢而空。

2023年末，我国首个关于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的综合性政策文件--民政部等12部门《关于加强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发布，自上而下地全方位开启养老人才体系建设工作。

陪诊师

今年1月，上海市民政局印发了关于《上海市老年人助医陪诊服务试点方案》的通知，并启动陪诊师专业化培训，从政策层面推动该职业和市场的规范化、专业化发展。

4月，专业陪诊服务被上海市纳入养老服务补贴服务内容，对低保、低收入等困难老年人实行兜底保障。

陪诊这个行业是在多需求的共同作用下爆发的，如子女不在身边或数字化操作困难造成难以独立完成就医流程、出行或健康条件不适合独自就医等；并且可预见的是，未来空巢家庭、丁克家庭、一人户的增多、计划生育下来自兄弟姐妹叔侄姑姨的亲属支持减少，都会推动陪诊服务的体系化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5版）》将陪诊师归类为“医疗辅助服务人员”，目前除上海市通过上海开放大学与上海市养老服务行业协会共同颁发“上海养老服务陪诊师”证书之外，成都市人社局也指导人力资源公司开发构建了陪诊服务专项职业能力考核项目的培训课程体系，于2025年3月颁发出全国首批《陪诊服务专项职业能力证书》。

今年两会，北京、上海、广州、陕西、海南、江西等多个省份对陪诊相关服务的规范化、专业化和标准化建议递交了提案。

预嘱服务和意定监护服务

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联合律师事务所推出的《医疗预嘱法律见证服务》，2023年已为超2000名无子女老人提供医疗决策公证。

预嘱服务，主要是关乎生命终末期的医疗决策，目前除深圳以外的地区都属于指示性文件，并不真正具备法律效力，我们曾详细介绍过。

而意定监护，则是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十三条的规定：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

不仅是我们传统观念中的丁克家庭、失独家庭、空巢家庭、独身老人等群体可能对意定监护有较强需求，一部分多子女家庭因内部关系失衡也会有意定监护的需求。

指定监护人可以是非亲属的个人，也可以是专业机构或组织，目前后者更多由街道办（居村委）、社区或社工组织来完成。

但随着被监护人需求多样化和复杂性的提升，“包裹式”服务、专业化团队、市场化操作也将孕育而生。

上海是我国最早开展意定监护探索的城市之一，在整合法院、检察院、妇联、社保、养老组织、公证机构、社会机构等力量的基础上，鼓励社会服务品牌化建设和创新项目，比如“时光延展师”家事品牌与徐汇公证处在遗嘱、生前预嘱、意定监护、信托和资金监管、遗产管理等为老公证服务上进行了深度合作。

在日本，“终活顾问”是一个高度职业化的新兴领域，日本终活规划师协会自2012年起实施国家职业资格认证，需通过《遗产法》《葬祭实务》《心理疏导》等6门考试，并完成200小时实习；截至2023年，日本持证终活顾问达12450人（日本厚生劳动省数据）。

日本的一人户家庭占比升高、无亲属死亡人数增加、遗产纠纷诉讼率上涨等因素也推动了政府购买第三方终活服务的需求。

结语

不难看出，这些职业和岗位的共同点，也就是刚需的深层逻辑其实在于：非标决策、情感载体和危机干预。

这场始于人口政策调整、加速于经济转型与社会观念剧变的人口革命，正以超出预期的速度改写社会运行规则。

当我们站在老龄化率25%的2030年回望时，如何在这场静默的重构中寻找新的平衡和机遇，如何去实现技术赋能与人文温度在老龄化社会中的共生，其实是我们当下应该去思考的议题。

银发刚需服务，少子化趋势下的价值重构

最近文章

【9月2-4日】AMI2026第四届中国银发产业流量渠道对接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