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最人物（iiirenwu）

作者：阿一

“听不清是一种病吗？”

73岁的骆彩新早在20年前就有听力障碍，面对这个问题，他沉吟片刻，说：“应该不是病。我爷爷是这样，我爸爸也是这样，你不能要求70岁的人有20岁的耳朵。”

和他同岁的余朝生年轻时在部队学过医、当过卫生员，他很笃定，“这个不是病，只是神经坏了”。

比他们更年长的涂醮清93岁了，是主持过水库移民的老村长，算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他的回答是：“不痛不痒。”

一旁的村医陈巧灵哭笑不得，她说：“这个问题拿去问全村的老人，他们都会告诉你‘耳背不是病’。”

也许是科普力度不够，很多人会觉得人老了听不见，很正常，不需要干预。据《敢问天籁·关于老年听力健康的十个问题》等资料统计测算，我国目前约有1.2亿老年人正在逐渐失去听力。正是这种所谓的“正常”，将听障老人隔绝在真正的“正常世界”之外。

很难想象，当世界一点点失去声音，生活会变成什么样？会连带着失去什么？人要如何在一片模糊中面对衰老甚至死亡？时光是一面镜子，打碎后我们都是碎片之一。这一切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位老人身上，也可能发生在你我的将来。

科技巨轮滚滚向前，在新技术和新时代的夹缝中，「最人物」走访了广东韶关7个村子的10位老人，了解他们佩戴助听器前后的过程。这个过程与它的理想化、阻碍与毛刺，正是听障老人处境的真实所在。

志愿者去探望重度听损的戴日娣时，通常会避开她的老伴，以避免直接遭遇两人之间的冲突。黄泥糊成的三间屋里，贫困是争吵的底色，听损造成的误解加剧紧张氛围。

黄豆打药的季节到了，戴日娣的老伴指挥儿子清洗农药喷雾器，74岁的戴日娣却听成了让自己去洗旱厕，误会产生的冲突随即点燃了穷困的家。

戴日娣

愤怒是隐忍过度的结果。戴日娣是家里最辛苦的人，既要务农，又要照料有四级精神残疾的小孙子。在她住了半辈子的土屋墙上平均排布着几个塑料袋，里面是分门别类的生活用品，从桌面到地面一尘不染，但因为窗子狭小，人总是活在阴影里。

“听不清”之后，事情越发艰难了。如果孙子在她身后或是稍远的地方喊她，一般是收不到回应的，随之而来的是老伴更大声的呵斥。黑洞洞的房子箍紧了老两口，矛盾似乎失去回旋的余地，只能迎面撞上。从早到晚，听不清的缝隙里都填满两人之间的拉扯。

尽管如此，戴日娣丝毫没有想过干预听损，至于助听器，则是“电视上人戴的东西”。她的生活里有太多需要顾及的事情，几个月前大孙子因脑膜炎猝死，角落里坐着同样精神残疾的大儿媳。

她在田里摔倒后会立即到医院拍片子，肢体上的疼痛直接影响整个家的运作，比较起来，“听不清”似乎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尊严与体面跟声音一起在戴日娣的生活中“隐形”，对更多数听障老人来说，一起消失的还有生命力和自我认同。

从戴日娣家向东十几公里，丹霞山脚下，有一座新龙村，下辖7个小组：新建、新坪、新源、从新……几乎每一个地名都带“新”字，标记着这里从一片荒地成为水库移民村的历史轨迹。半个多世纪过去，人们仍然以“新”称呼这片土地，生活欣欣向荣，但第一个踏足于此的人却老了。

93岁的涂醮清，每天早晨的第一件事，是把一张一米长的小木桌搬到屋檐下，新的塑料茶杯在桌上排了一圈，对应着桌边的小木椅，这时候茶也泡好了，慢慢咂上两口，村里人就陆陆续续来了。

上世纪60年代中期，是涂醮清在崎岖的山区里走了2年，为村里找到一大片适宜耕作的平地，所以全村人都很敬重他，喜欢到他家里喝茶，但随着时间流转，对年轻一辈来说，他就是一个老人，整天念叨旧事的一个老人。

涂醮清的听力是去年开始变差的，最开始他只是听不清个别词组，拼拼凑凑也能理解个大概。后来听不清的部分占了多数，但他还是会坐在人堆里，他想要交流，又无法交流。

有人向他提议去医院看看耳朵，但他推说“不痛不痒”，只能作罢。

慢慢地，常来喝茶的人发现涂醮清答非所问，但因为寻常聊天说的也不是重要的事情，就换一件事接着说，“忽略过去，你就当他听到就好了”。涂醮清也不好意思总让人重复，只能假装听见，在人们大笑起来的时候，抓住时机，“嗯嗯嗯”“好好好”一番，那是一种深深的失落。

涂醮清

日复一日，他能接收到的外界信息越来越少，与世界的联系在逐寸失去，能谈论的只剩下过去，他向来人一遍遍讲起水库移民的故事。都说人生如流水，但涂醮清的生活似乎变成了无波的湖面。

整个走访的过程中，农村老人们谈起听损，既没有被命运欺负的愤恨，也没有太多抱怨，既不刻意隐瞒，也不大张旗鼓，仿佛只是生活中无足轻重的小事。

得不到重视的老年听力障碍问题，构成一种“隐形残疾”，就这样，声音消失在他们的世界，他们消失在我们的世界。

这一代的老人是节衣缩食的一代人，对他们来说，相较于谈意识、谈情怀、谈生命质量，谈钱是一件更实际也更本质的事情。

在走访的10位老人中，73岁的骆彩新是为数不多主动去医院检查听力的。多年以来，他对身边人助听器的价格、效果了如指掌，但迟迟没有为自己买一副。

骆彩新

他曾是生产队的副队长，在运煤船上掌舵。当时家里困难，为了挣工分，夜间行船是常有的事，如果在漆黑的河道中遇到两船相向而行，不同长度的汽笛声就是舵手之间的语言。

30多年职业生涯里，他在柴油发动机巨大的轰鸣中，分辨这种特殊的汽笛声，带领200多米长的货船从河湖驶向沿海地带，决定踏上哪一条航线，闯荡哪一片危机四伏的流域，靠岸哪一片陌生的土地。到50多岁退休时，柴油机开始被电机取代，随着柴油机退场的，还有骆彩新40%的听力。

他曾到医院抽过耳朵里的脓水，但对改善听力没有多大效果，就不了了之。这一代的农村老人大多不会选择主动医疗，更不想麻烦子女，能自己扛下来的事，就不愿留给下一代。

彼时，骆彩新的母亲的听力障碍更为严重，几乎完全听不到。骆彩新的女儿给奶奶买了一副助听器，花了三四百元。轮到骆彩新时，他以自己还听得到为由，拒绝了助听器。

市面上一些助听器的性价比是老人“怕花钱”的一个侧面。骆彩新母亲的助听器只带了一次就闲置了。据他的描述，那个助听器声音很大，“响雷一样”。骆彩新所说的这种助听器其实是“声音放大器”，包括噪音在内的所有的声音都被放大，听障者越戴越“聋”。而真正专业的助听器，则是经过验配后，分段针对性补偿。

骆彩新有个亲戚听损比他严重，助听器一连配了两副，第一副1000多块，第二副2000多块。

“他两副都没配好，还是听不清，我也就不想了。”骆彩新说。

后来与这个亲戚的交流愈发困难了，十句只能听懂一两句。看着亲戚的样子，骆彩新说自己不怕是假的，但是“怕也怕不脱，人老了就是这样过来的”。

与助听器的缺位不同，同样是器官衰退，老人们对抗老花眼的眼镜十分普及。有的听障老人甚至有十几副老花镜，“这副5块、这副8块，这是20块两副的……如果助听器也是十块八块我也买。”

“十块八块”与动辄几千上万的助听器费用，相去甚远，无法承担的老人们只能选择听天由命，几年后，从中度听损转为重度，直到最后完全无法与人交流，在无声中困锁于往日的回忆，不得不走向灰色的未来。

无论在哪个年龄段，只要一个人的意识是清楚的，对生命质量都是有渴求的。而老年并不意味着自发的通达，而是意味着更缓慢的反应、更固化的思维和更复杂的生活状况。这也注定了在面对听障老人时，要有更多理解，更讲究策略。

三年前，腾讯的几个小伙伴，通过腾讯会议背后的天籁音频AI技术，发起了一个名叫“天籁行动”的公益助听计划，他们开发听力筛查程序、他们与助听器厂商共创，针对老年人特有的习惯和需求，开发出天籁inside助听器，并落地广东韶关试点，为听障老人免费捐配。

志愿者的车开进韶关董塘客运站，住在车站宿舍的何建英是受助者之一。

何建英85岁，听力问题可以追溯到年轻时一次耳朵里进了虫子，当时不觉，后来电话普及，接电话时左右两侧效果不同，她才发现问题。

而这个起因到「最人物」走访时，何建英的女儿才第一次知晓，“她不是一个会主动讲自己身体不舒服的人”。

何建英的丈夫在80年代初因病早逝，来不及悲伤，她靠装卸煤、打零工、种菜拉扯大四个孩子，生活的粗粝与她的个人特质互为因果，在一半废弃的老旧宿舍里，她始终强势、自信。

有人来家里做客，她利索地摆出新鲜的水果，嘴巴一刻不停地说着，看似闹哄哄的，但不一会儿就会发现，她并不能完全分辨来人的提问，只是逮住某个词组滔滔不绝。而当人的目光稍稍从她身上挪开，对话的连接中断，她会陷入不易察觉的失落。

与人对话时，何建英是不带助听器的，只在夜深人静看电视时，她才会拿出来。助听器的使用范围也被圈在了以电视为中心的一小块地方。

在最初验配的几天，何建英对助听器十分受用，每日的佩戴时间很长，直到有一天晚上洗澡时忘记摘掉，之后，她就格外爱惜起来。

何建英与助老志愿者朱海平

抱着这样想法的老人不在少数，虽然是“免费捐配”，但老人们都是惜物的。受助的农村听障老人中，很少有人会戴助听器出门，偶尔在村里散步时戴着，也会不停摸耳朵，确定没有掉落，尽管，他们几乎从未遗失。

何建英所住的车站宿舍距离镇中心很近，车流密集，散步时，女儿总叮嘱她走人行道、戴助听器，但她偏偏要走马路，助听器也收在床头。“她好像什么都不怕，就这么过了一辈子。”女儿说。

在85岁这一年，助听器给了何建英“怕”，也给了她选择，她依然可以大步流星地活着，但当她想要听清的时候，便可以听清。何建英说，戴上助听器电视声音就不需要调大，也就不会吵到别人。

戴上助听器的何建英是从容的，银灰色的小巧机体，和她逝去的亲人、筚路蓝缕的一生，都被杂糅进“当下”，与老去的她层叠一体。

在当地的助老志愿者潘华雄看来，这就是他们捐配助听器的意义所在，“总有老人出于面子和生活习惯，不会长时间佩戴助听器，但我们把生活的主动权还给了他们。”

陈巧灵做村医有20年了，现在又兼任村里的助老志愿者，长期浸润在农村医疗的第一线。对于助听器捐配后佩戴率的问题，她报以乐观的态度。

她以高血压为例：“20年前我叫他们来量血压，来都不来。现在不用我叫，都很自觉。”在她看来，给老年人做医疗普及，尤其是农村，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要说很多很多次，他们才会慢慢接受，听障问题也是一样。”

陈巧灵的卫生站随处可见慢病管理的宣传物资

据《敢问天籁·关于老年听力健康的十个问题》等资料统计测算，我国目前约有1.2亿老年人正在逐渐失去听力。

听障老人的处境，将我们正处在其中的时代矛盾暴露在太阳之下。

让老年人身处此类困境的是每个人终将遇到的衰老，而现如今，当人们谈论起老人时，走向两个极端，要么一昧强调晚景凄凉，要么用“不被年龄定义”的辞藻要求老人坦然。可现实是，真正需要被讨论的，也许是未老者怎样理解老人。

只有跟着老人一起慢下来，静下心听，才能辨认出他们真实的需求。需要想象那个听不清的世界，想象现实的困境中，一个老人，尤其是一个农村老人，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这是一条由表及里的路。过去三年，腾讯会议天籁实验室联合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腾讯SSV银发科技实验室，从开发听力筛查工具，到自研降噪AI技术提高助听器清晰度，到免费捐配AI助听器，再到开发AI在线远程验配平台，填补专业助听器验配师缺口，有条不紊、环环相扣，帮助老人们恢复与世界的通路。

助老志愿者可以用手机APP为听障老人进行验配

今年的国际聋人日（9月24日）刚刚过去，特殊的节点提醒我们，从理所当然的日常中走出来，将目光移向听不清的老人，移向你我的将来。

如何将被社会秩序剔除在外的老人拉回来，如何用资源扶起一些被落下的人，数字鸿沟与代际隔阂纵横交错，与那个听不清的世界共振背后，拷问的东西，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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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亿听不清的老人，并不想人生就此「摆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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