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梁满

编辑丨周近屿

尽管过去了16年，李楚依然清晰记得一位老兵重获听力时的场景。

那是2009年，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一位在越战中失聪的老兵为了重获听力，植入了国产人工耳蜗。调试完成后，妻子一遍遍喊他的名字，他却迟迟没有回应。现场的人一度以为失败了。直到他们走近才发现，老兵因为再度听到声音而感动得一直在流泪。

“现场的所有人面对着面，又哭又笑。”李楚心情极度复杂，他为老兵和爱人高兴，被场景感动，看到了人工耳蜗对人的价值，那也是他们公司第一例人工耳蜗植入成功的现场。此前，他不知道研发的产品能否成功，始终悬着心。

当时的李楚是一位留学回来的“企二代”，父亲李方平是温州著名的“八大王”中的“合同大王”，家里做过低压电器、进出口和房地产等生意。

● 李楚（左）和父亲李方平。

二十年前，植入人工耳蜗是一项被进口品牌垄断，花费动辄高达二、三十万元的手术，普通家庭可望不可及。看到市场机遇的李楚和父亲决定进入这个行业。后来成立浙江诺尔康神经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李楚原以为，人工耳蜗只是一个投资项目：他们出钱，让科学家把产品做出来。通过低价走量的模式快速盈利。可真正开始后，他们才发现，缺的不是一款产品，而是几乎整条产业链：芯片、电极、神经编码算法、封装工艺、销售渠道……都需要从零重新建立。

最初预计三年时间、300万美元完成的产品，前三年烧掉了3个亿；产品上市第一年生产了2000台，只卖掉20多台；此后公司连续亏损17年，直到2024年才真正盈利。在前期，李楚和父亲几乎投入了家里的全部资金，父亲也因此笑称李楚是“负二代”。

十几年后的今天，诺尔康人工耳蜗的年销量约6~7千台。数字的另一端，是一个仍然很少被看见的群体，中国有7000多万听障人士，其中近千万人具备人工耳蜗植入指征，李楚获得的数据显示，真正完成植入的却只有约20万人。很多人还不知道，随着集采落地，医保报销后安装一枚人工耳蜗的自付费用降至约1~3万元，听见声音已不是一道难题。

与此同时，按照《脑机接口产业创新促进指南》的定义，人工耳蜗已被纳入脑机接口的范畴。以这个“听觉脑机接口”为起点，他们又陆续完成了脑起搏器、骶神经刺激系统、人工视觉等脑机接口产品的研发。在今天，诺尔康成为全球唯一在侵入式脑机假体、侵入式脑机调控同时研发、且实现商业化盈利的医疗科技公司。

李楚开玩笑说，当初选择人工耳蜗是听信了一帮科学家“三年时间、300万美金投入”的话，被“骗”进了一条少有人走的产业路径，而时代最终赋予了它新的坐标，脑机接口的风口来了。一家已经在这条路上走了20年的公司，经历过什么，会迎来怎样新的故事？

7000多万个静音世界

镜相工作室：请先科普一下人工耳蜗是什么？它和助听器有什么区别？

李楚：助听器是声音放大器，相当于在耳朵里装了个喇叭，如果人还有残余听力，声音放大后能听到。但人工耳蜗针对的客户，基本上属于全聋，即使在耳朵里放再大功率的喇叭，也听不到。

人听声音的原理，是声波信号传到耳膜变成振动信号，再到内耳耳蜗转换成电信号，经听神经传导到大脑。对耳聋患者而言，把振动信号变成电信号的听毛细胞基本上坏掉了，所以没有振动转电信号的功能。

人工耳蜗属于要植入到人体的产品，把电极放到内耳耳蜗里，通过电信号刺激听神经，让大脑接收到声音，代替耳朵原本的声音传导功能。它和心脏起搏器的原理比较像，心跳不规律，用辅助的方式帮它规律。

镜相工作室：很多人很难想象听障人群的世界，能不能描述一下听障人士最常遇到的困难？

李楚：我们的用户分为语前聋和语后聋两个人群。

语前聋是指一个人出生时就听不到声音。有句话叫十聋九哑，所以很多语前聋的人不止听不到声音，也不会说话，他们是比较封闭的人群，语言是手语。

语后聋是指一个人本身是有听力和语言功能的，因为药物、意外或者外伤等原因，变聋了。他们非常渴望再次听到声音。

听障人群的工作范围很受限，一般只能从事烘焙师、按摩师或者制作手工艺品等职业和工作；他们还会碰到很多安全问题，在马路上有更多危险，甚至在家里也容易发生意外情况。

镜相工作室：中国目前的听障人群，整体情况是怎样的？

李楚：2009年，有一次全国第二次残疾人抽样调查，当时国内有2780万听障人士。2021年，几个专业机构给出的数据，听障人士有7000多万。20年不到，数量翻了2倍多，是个很恐怖的事，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么大的增幅呢？

首先，现在筛查手段更多，检查越来越细致了；另一个原因，是我们以前对噪音危害性的忽视，无论是长期戴耳机，还是在工地、厂房里，一般在超过70分贝的噪音环境待足3分钟以上，就会造成永久性听力损失。比如，我们很多患者以前在轮船的锅炉房工作。

现在的手机会有音量提示，去工地有耳罩，但这也就是近10年的事，在更长时间以前，这些是被忽视的，规范不足的。

7000多万听障人士，轻度听力损伤的人占到一半以上；重度到极重度人群，也就是80分贝以内的声音都听不到的人，占了15%；剩下的35%在中度和重度之间。

镜相工作室：极重度人群是不是就需要人工耳蜗来重建听觉？

李楚：适合人工耳蜗植入的听损简单说分两种，一种是重度，一种是极重度。

极重度人群中，比如达到80分贝左右才能听到声音，尽管现在也有助听器能达到80分贝的功率，但是它会让人听得非常困难，此外，如果一个人长期听80分贝等大功率的声音还是会导致听毛细胞损伤。所以，现在耳科医生也会建议这部分人士植入人工耳蜗。

● 图为人工耳蜗国内第一位成人植入者。

镜相工作室：现在公司人工耳蜗的核心用户主要是儿童和老人吗？

李楚：儿童、成人语后聋群体，老人不是主要用户群体。但从长远来看，老人群体数量会快速增加。

对于儿童来说，及早植入人工耳蜗，加上后期康复训练，康复率非常高，像我们两个人这样坐下来交流，不存在任何障碍。我们赞助过一个安徽的孩子，现在5岁了，前几天，学校老师发来视频，他戴着耳蜗站在讲台上在教其他孩子读拼音。

从长远看，现在优生优育，加上基因检测，先天听障儿童的比例降低了很多，未来也会越来越少。

关于老人，在欧美地区，人工耳蜗50%以上的用户都是老人，但在国内少之又少，仅占人工耳蜗用户群体的一成。

很多人认为年纪大了，身体机能下降，耳背是很正常的事，他们会逐渐减少外出社交。实际上，这非常危险，很多文献已经证明，因为缺少沟通，听障人群发生老年痴呆症状的概率远远高于普通人，还会导致身体平衡问题，更容易摔跤。

此外，我们的老年人曾经吃过苦，太能忍了，习惯性觉得问题不大，就这样吧。

老年用户少的原因，还有两个。一是想要把钱省下来给下一代；另一方面，人工耳蜗手术以前被妖魔化了，说它是个开颅手术，包括有一部电影讲到人工耳蜗，也说是要开颅。

实际上，所谓的手术就是在耳朵后划一个3公分甚至2公分的口子，完全不会接触到大脑或硬脑膜。而且它已经是一个常规手术、日间手术，白天做完，晚上就回家。我见过最快的手术，只用了26分钟。

但我相信这个状态很快会迎来改变。浙江大学的一位教授预判，可能再等个三五年，人工耳蜗老年用户群体就能达到欧美地区的比例。接下来，60后70后逐步迈入老年人群体，他们从小到大没受过什么苦，国家稳定发展，没有大的灾难，跟着改革开放一步步起来，很多人也赚了钱。他们对生活品质是有追求的，等他们到了六七十岁，如果有听力问题，会想办法解决。他们不想成为一个孤岛。

镜相工作室：这么多年接触、帮助孩子，有什么令你印象深刻的人和事吗？

李楚：有个郑州的小女孩叫圆圆，刚开始是有听力的，因为疾病原因，到了七八岁失聪了。孩子的妈妈是一位音乐老师，她很小就会唱会跳，会弹钢琴、拉小提琴，是一位很灵动的小女孩。

失聪后整个人大变样，我们刚好有个公益项目，免费给她植入了人工耳蜗，后来再次收到她妈妈发来的视频：“我们家圆圆又开始弹钢琴了。”每次看到这样的反馈，都会很有感触。

我们比较骄傲的一件事是，十年前，浙江还有好几所聋校，专门培养听障人士学习手语、专业知识技巧，现在浙江省一所聋校都没有了，只有一所特殊教育学校，类似于培养大专生，这些学生可能是错过了做耳蜗的最佳时机。

价格不再是门槛，现在“想听到声音并不难”

镜相工作室：植入人工耳蜗后，大家重新听到声音的第一反应往往是什么？

李楚：反应真的是很不一样。

小孩子的第一反应就是哭，百分百。他们已经在一个完全没有声音的环境里面待了一年甚至更长时间，都是条件反射般惊讶和害怕。

还有一些人，像老兵，很多年的情感一下子又回来了，失而复得般的激动。

我们也做过试验，找了很多以前听到过声音的语后聋患者，当他们通过耳蜗再次听到声音后，让他们描述声音跟以前有什么不同，答案五花八门。

有人说，怎么男人的声音变女性化了？女人的声音变得更细更尖了；有些人刚开始只能听到环境声，人声就像在水里面讲话一样，听不清楚；也有一些开机秒懂的患者，马上可以打电话和家人报平安、正常沟通。

这是非常神奇的因人而异的情况，但他们有一个共通点，大部分人会在持续佩戴3到6个月后，基本都会达到一个舒适的、慢慢找回以前听声感觉的状态。

这些不同的反应可能和每个人的听神经位置或者植入的电极位置不同有关，但我们的大脑有一个非常强的自适应过程，会慢慢调节接收到的电信号，再找回以前的感觉和触点。

镜相工作室：人工耳蜗在我们国家的发展历程和市场情况是怎样的？

李楚：人工耳蜗是在1995年进入的中国，时任澳大利亚总理的夫人把科利耳公司生产的人工耳蜗作为国礼赠送给我们，我们才知道原来有这样的产品。国内的人工耳蜗市场，从手术，到听力调试，再到后期康复，前期一整套流程也是科利耳这家公司建立起来的，所以我对这家公司非常尊重，他们非常有责任心，当然也是看中了中国庞大的市场。

在前期，科利耳一家独大，占据了国内80%到90%的市场，后面有一家美国公司和奥地利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直到去年集采前，我们诺尔康占了全国23%左右的市场份额。

集采之后价格降下来，现在市场格局会有一些变化。进口的友商是经销商模式，没有什么利润可图了，在慢慢退出市场；此外，因为全球市场价格比较透明，你不能同一款产品在欧洲卖3万美金，在中国只卖5万人民币吧，他们就采取了比较灵活的策略，新品先在国外售卖，3-5年后再销往中国，有一个时间差，也就有合理的理由解释价格差。

镜相工作室：对企业来说，竞争少肯定是好事，但是对用户而言，可选择性变少了。现在你们的产品质量和进口产品是有差距的吗？

李楚：最新一代产品基本上都是平级的。现在三家进口公司和我们一家国产公司，最新一代产品都可以做到兼容3.0T核磁共振，这是现在技术的黄金标准。

另外，人工耳蜗分为皮下设备和体外设备，我们把体外设备做的越来越隐蔽，以前是在耳朵上挂一个助听器一样的东西，现在每一家都把它做成了小圆环，贴附在头皮上，头发稍微长一点就看不到了。

还有就是AI介入的场景自动识别，用户走在马路上、电梯里、房间里，声场环境是不同的，以前需要手动调整模式，现在，我们四家的算法都可以根据不同声场环境自动识别、屏蔽噪音，识别想要提取的声音。

我们花了20年的时间，追到了和国外公司产品同一水平，但现在，我们的后发优势会非常强：国内电子产品的技术更新比欧美快很多，如果能把电子产品融入医疗器械，用户使用的便捷性、智能性、灵活性都会有质的提升。同时，国内对创新产品的支持力度更大。所以大家可以对我们下一代的产品有更多期待。

● 诺尔康生产车间，工作人员在作业。人工耳蜗等植入式医疗器械对生产环境和工艺精度要求极高。

镜相工作室：公开资料显示，现在国内听障人群中，人工耳蜗的渗透率不高，原因是什么？

李楚：我国听障人群有7000多万，其中需要植入人工耳蜗的人近1000万，但目前只有约20万人植入了人工耳蜗。渗透率很低。

至于原因，有些语前聋患者不适合植入。大脑皮层有一个语言发育区，必须在7岁以前激活，才更容易学语言。如果一个人一直没有听到过声音，不会发声，人工耳蜗对他的帮助肯定没有语后聋患者好，但通过长期康复训练，可以对环境音有更好的反应，提高一定的生活质量。

有一位父亲，他儿子从小失聪，以前家里穷，他后来做生意赚到钱，想弥补一下，我们当时跟他讲，你儿子这个状态，能听到，但他听不懂。他父亲当时就跟我讲了一句话：我儿子只要在马路上能听到喇叭声、在家里能听到门铃声就行。

还有一些人内耳畸形或者骨化，电极无法植入，也没办法。

更多的情况是，以前人工耳蜗价格太高，负担不起，所以我也希望让更多人了解到听不见声音的危害，现在的政策和费用，让更多人知道，想听到声音其实并不难。

镜相工作室：人工耳蜗现在的费用是怎样的？

李楚：现在的价格真不高了，因为它在去年3月份进入了集采，也有医保报销，自费的钱差不多只需要它整体价格的30%。比如我们现在一个产品大约5万元，医保报销后，自费部分是15000元左右，这个费用和以前动辄二三十万相比，相差很大了。

镜相工作室：价格降下来一年多了，现在它的普及程度会更高一些吗？

李楚：提升还是很明显的，我们每个月的出货量跟去年相比翻倍了。整个市场的话，2024年的数据是11000台，现在全国一年能做到2万多台，这是所有厂商的总计销量。

镜相工作室：人工耳蜗整个市场规模有多大？

李楚：从全球来看，人工耳蜗的市场规模差不多每年在200多亿元。如果随着我们中国、印度、巴西等人口大国的普及率提高到欧美一样，整体市场规模还能再翻个倍。

国内市场目前占全球市场10%，也就是20亿元。我根据欧美的手术植入量和人口比例，对比了我们国家的手术量跟人口比例，如果我们的普及率达到同一水平，可能会在未来5年左右达到10万台以上的植入量，国内市场规模将达到100多亿元。

前三年烧了3个亿，连续亏损17年，一家脑机接口公司

镜相工作室：当初选择进入人工耳蜗这个行业的原因是什么？

李楚：我们当时看了好多项目，有商用直升机、无人洗车……讨论后都觉得不太合适，比如直升机，投入大、风险高，还特别精细，没想到做耳蜗更精细。

这个项目是我父亲拍板的，主要有三个原因。

首先，有市场前景。我们前期找了很多北京、上海大医院的医疗专家做市场调研，所有专家都说这是个好项目，市场有需求，也急需一个国产的产品把价格打下来。当时，进口产品的价格太高了，患者买不起，实在买不起，砸锅卖铁都买不起。

同时，我们看到每个听力门诊都排很长的队，全是患者。

第二点，看到这些场景后，我父亲觉得做耳蜗能帮助人，是真的在积德，与其到庙里烧香拜佛，不如做一些是实实在在的事。

第三点，当时判断资金投入范围是可以承受的。

有时候开玩笑，我会说，选择做人工耳蜗是被“骗”进来的。投资这个项目前，美国的科学家跟我们说，三年时间、300万美金就可以把产品推上市。我们在国内调研时，所有专家都说，虽然是个好项目，但是太多人试过，都失败了，其中包括清华、北大、复旦、中科大的科研团队。你们一家民营企业，还是做低压电器和房地产的，凭什么能成功？

当时有位医院院长还说，300万美金的投入不可能，至少3个亿人民币。

3个亿，我们就得掂量掂量了。我们带着这些疑问再和美国专家沟通，他们信心满满：肯定做得成，我们已经做了20多年基础研究，有研发团队，有足够的经验，有供应商资源，只要把科研产品变小就可以了。

当时国内确实连人工耳蜗的原材料都买不到，某种程度上，他们说的也有道理，最后我们觉得可能国内这个产业还是有代差，就投了。

镜相工作室：事实上呢？

李楚：事实上，我们第一年就烧掉了一个亿。这些教授对产业化是没有任何概念的，他们不知道把一张桌子的PCB（印制电路板）变成一个芯片，要经过多少次的设计、失败、再设计、再失败，光一个芯片我们就试验了近二十次，不知道花了多少钱。

其实刚开始我们只是想做一个快速盈利的生意。当时的情况是，看到了巨大的市场需求，最大的问题是价格太高，我只要把产品价格降下来就可以。所以，开始我们想做off-the-shelf（货架现货），就是拿现有的原材料拼起来，做一个便宜、可靠、实用、功能OK、但不是很先进的人工耳蜗，定价在4万元左右，通过低价走量的模式盈利。

后来专家们一讨论，觉得这样的产品安全性不够，有些配件以后可能会断产，最后的结论是，全部自己来吧。就这样，本来只想做一个“高端low替”的产品，变成要做一个比高端还要高端、集所有人之所长的、最先进的产品。

所以，前三年，本来预计3000万的投入，变成了3个多亿。

镜相工作室：公司是要活下来要赚钱的，商业层面上，你们有怎样的考量？

李楚：刚开始知道投入3个亿的时候，就已经没法算账了，你想想，我得卖多少台才能把成本收回来？所以，我们做了一个胆子比较大的决定，人工耳蜗的钱已经投进去了，就等它慢慢回吧，毕竟它还是一个有福报的项目，那做耳蜗的经验能不能快速复刻其它产品？

2012年，我们开始看其它项目，有治疗帕金森的、尿便失禁、癫痫的、镇痛的，逐一挑选实践后，现在做成功了两个，治疗帕金森的DBS（脑起搏器），以及治疗尿失禁的骶神经刺激系统，都拿到了国家药监局的医疗器械注册证。

因为芯片上很多功能是互通的，节省了很多研发费用，新品推出速度也比较快。就靠这些再慢慢把以前的投入拿回来。

● 位于浙江杭州的诺尔康公司大楼全景。

镜相工作室：公司同事透露，你们连续亏损了17年，2024年才开始盈利，公司这么多年遇到过最难的事情是资金问题吗？

李楚：资金确实是一个问题，但不是最难的。

其实我在美国盯研发的时候，投入超过预期之后，家里人打电话说这个东西像个无底洞，让我撤。我们本身是跨行业，家人担心会不会被技术坑了？

早期大部分时间，我和科学家们一起没日没夜守在实验室，很容易被他们感染，我说我们真是看到希望了，芯片已经通了一半，密封的装置水浸测试已经过了，电极丝找到了，就差最后几个月，就差这点钱，再挤点，再挤点，就这么挤出来了。

后来我回国，给父亲和股东们讲前几年奋斗历史的时候，我配了张图，是我父亲在酒桌上拿着酒杯在跟人喝酒，这是他去化缘的方式。那时候家里没什么钱了，他在筹钱。

我们的股东可以简单粗暴的分为两类，前期都是发动亲朋好友投钱，大家一起来做善事；后期主要是投资机构。

我们做到第五年，也就是2011年时，产品拿到了国家药监局的注册证，开始有风投机构给我们投钱；同一年，我们又在央视上露了脸，包括高瓴、启明创投等更多的机构来了，后续还有资金排着队给我们送钱。这些比较大的基金更看重的是未来，以及你在赛道的地位。

我们在这个赛道是头部公司；产品的研发、销售一直在稳步往上走；我们刚好也踩中了未来，那个时候，我们是国内少有的做神经电刺激领域的公司，现在有个更fancy的名字叫脑机接口。相比其它刚进入这个领域的公司，我们有将近20年的产业化和工艺经验，最重要的，我们是踩着坑一点点爬过来的，有很多失败的经验。

镜相工作室：那最难的是什么？

李楚：最难的是早期怎样留住人。

我们刚开始做这个事情的时候，第一批研发人员是有股份的，当时也不太懂，把股份都分掉了，后来的人只能给工资。但我是一家需要长时间投入的公司。意味着没什么利润，很难给人家涨工资。10年都一个工资，你愿意留吗？

所以，没股份的人就成了流水的兵，一直在走，一直在走。我们公司以前在业内有一个称号叫“黄埔军校”，我们培养的人全都成了其他公司骨干人员；现在有两家快上市的公司，也是我们以前的人出去创办的。

同时，我们当时做事情很不严谨，对研发过程、数据没有记录和存档，都存在大家自己的电脑里，一旦有人走了，就把一个项目一半的东西带走了，甚至有时候，人家是跟你闹翻了走的，不可能把东西给你。我就得重新找人，再把那一半摸索出来，要知道，这个摸索的过程比从一张白纸开始做还要难。

在我没有这么多资金的时候，怎样才能留住人？这是我们早期很难很难的一个点。现在我们引入了更专业的管理团队和更科学的股权和薪酬制度后，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和父亲是很愿意共享的人，如果有瓜，我们永远是最后一个吃瓜的人，还是希望留住好的人，希望团队和我一样有耐心，一起长期坚持下去吧。

“我们要把字典里十聋九哑这个词去掉，这已经是最大的意义了吧”

镜相工作室：你的父亲是著名的温州“八大王”之一的李方平，你如何看待“企二代”这个标签？

李楚：肯定有好处。我不像很多“创一代”没有任何积累，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在我迷茫时，我的父亲、叔叔这些长辈会给我意见、支持和鼓励。

但其实我和传统的“企二代”又不一样。一方面，在做诺尔康时，家里的钱基本都投进去了，家里真没有多少现金，全是负债，父亲说我是“负二代”。另一方面，我和接班家族企业的人不同，某种程度上我是二次创业，做的是和家族生意完全不同的事情。

我也认识不少真正接班家族企业的“企二代”，他们也碰到很多问题。

有一些人真的不想接班，最终拗不过家里人，被迫接了。

还有一些人会面临和公司元老争夺话语权的问题。老一代的员工都是和父辈一起闯下来的，他们在公司的话语权有时候比你重多了。如果你没有做出业绩，很难很难服众，真的是很难很难服众。很多“企二代”真的不容易，能将家业守下来就已经不容易了。

镜相工作室：很多人已经不太了解温州“八大王”这段历史了，能否从你的角度概述一下父亲这些年的商业和人生经历？

李楚：还是很复杂的。

他是一个从来不讲自己事情的人，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完整听他讲发展史，是他接受一位记者采访时。在这以前，我一直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的。有一次跟老爷子吵架，我说，你这个中学都没读的人，有什么了不起？他当时抛了一句话，你以后要有我的成就，我就很欣慰了。

他的个人故事有很多公开报道，简单来说，他是家里的老大，有4个弟弟妹妹，10岁开始去街上卖米粉、摆摊，赚钱养活家；刚过18岁，进入村办的低压电器厂做销售。

他脑子灵活，别人拿着样品谈生意的时候，他把厂里所有产品做了一本目录，这样就可以给别人看到更多样品；他比别人更愿意跑，全国这么多省份基本走了个遍，最远到了黑龙江漠河边上，喝了两斤白酒，把黑龙江朋友给喝趴下了，哈哈哈……

他有一件比较经典的事，那时候没有电话簿、黄页之类的东西，也没有地图标明哪里有工厂，他就坐火车、坐大巴，看到哪里有烟囱就下车，有烟囱说明有工厂，有工厂就可能用到他的产品。

因为订单太多，厂里面生产不过来，他又让工人或者亲戚搞作坊生产，带着全村人做低压电器。那个时候，大家真的都一起富起来了。

富起来以后，他开始飘了，当然，这是我妈说的啊，不是我的评价。怎么飘呢？那时候看不到几辆小汽车的，他买了两辆，建了个5层的小洋楼。太显眼了，“明显的资本主义尾巴”，让人查了，就查出“八大王”，因为投机倒把入狱，他被判死刑，险些被枪毙。后来平反了。

他后来去上海发展、出国，回国后，大概在1998年开始做房地产生意，一直到2006年以后，我们一起做人工耳蜗这个项目。

从儿子的角度，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个喜欢讲反话的糟老头。他说你不好的时候，会用那种阴阳怪气的语调说你好。比如考试考不好，“哎呦，听说你成绩又创新低啦？”好像不是很严肃的跟你讲，但就是让你很糟心。

他是个很孝顺的人，爷爷奶奶前两年陆续生病，需要人在边上照顾，基本上每个周末，他都回温州陪爷爷奶奶。

后来我们一起工作了很多年，前期我更多是执行者，他是决策人，这么多年看他做决策，他的大局观很好，有长远视野，他对两三年的时间完全不在意。这是我学到比较多的地方，我们信奉长期主义能够带来更多、更好和更深的回报。

镜相工作室：从商业角度而言，你觉得父辈和你这一代企业家有什么区别或特质？

李楚：时代真的不一样了。在我父亲那个年代，也不是所有人都能闯出来，但如果你胆子大，不怕吃苦，坚持下来，很大可能能成功，就是成功的程度不一样。

现在，你光胆子大。可能还会出更多问题，现在更多的是需要你认准一个事情好好的花精力去做，任何事情都不能拍脑袋定。

管理模式上也会有一些分歧。比如用人，他比较兄弟义气，一个人对公司做了不计回报的事，他也会不计回报，我可能不完全看这些，也要评估一个人是否适合这个岗位。

● 安徽医科大学附属阜阳医院，诺尔康在当地举办的一场公益活动。

镜相工作室：很多人把诺尔康理解成一家人工耳蜗公司，实际上，你们的产品不止人工耳蜗，你对公司的长期想象是什么？

李楚：先说短期的、可预见的，人工耳蜗的销量至少翻好几倍；DBS（脑起搏器）和骶神经刺激系统这两款产品也很值得期待。

DBS可以治疗帕金森病，骶神经刺激系统可以治疗重度尿失禁，怎样在国内快速拓展这两款产品的市场，是我们将要做的事。

我们还有帮助看不见的人看见的人工视觉产品。

现在包括马斯克公司在内的很多公司都在热议脑机接口的概念，把能动的脑电信号提取出来控制外部设备，比如鼠标、游戏机手柄，或者控制一只机械手把杯子拿过来。

我们想在这个基础上搞一个突破。把能动的脑电信号提取出来后，跳过患者截瘫的位置，刺激下面好的神经，让他的脚可以重新走路，用自身的肌肉和骨骼做这些事情，而不是借助外部设备。这个难度其实要高很多很多。

我们公司有三个愿望，让听不见的人听见，让看不见的人看见，让站不起来的人站起来。

镜相工作室：从长远来看呢？

李楚：讲的先进一点，我们叫脑机接口公司，讲的接地气点，我们是神经调控或者三类有源医疗器械公司。

如果未来人的生命能延续到150岁，脱离不了我们的产品和技术，我可以用机器替换任何衰竭的器官。

虽然现在我们的产品主要用来治疗疾病，但未来，我们的产品甚至真的可以做到科幻电影里的事情，比如《黑客帝国》和《阿凡达》的场景。

对于我们来说，大脑现在还是地球仪的概念，看不到具体城市和街道。我们希望把大脑了解透彻，像百度地图一样，能看到门牌号码。到那时，我们可以刺激任何你想要刺激的地方。虽然这个未来更远一些。

镜相工作室：做了这么多年人工耳蜗，你觉得真正改变的是什么？

李楚：我们以前讲的比较多的一句话，是要在成语字典里把十聋九哑这个词去掉，可能聋，但是不会哑，聋也能听到声音。

浙江省非常支持我们，2015年率先推动我们特定型号的人工耳蜗进入省级基本医保支付目录，那时我们想先把浙江做成全国第一个无聋省份，再也没有聋人这个概念了，基本消灭语前聋，这个我们从技术上已经做到了，甚至做到了全球领先。

我觉得这已经是最大的意义了吧。

（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

从人工耳蜗到脑机接口：一家中国脑机接口公司如何熬到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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