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叶凌慧

编辑 | 吴佩蔚

本文由长青研究社原创

老龄化浪潮下，我国城乡老年人就业格局的分化，正成为一个不易察觉却日益深刻的现实。

根据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至2020年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整体就业率从30.3%降至22.6%。但城乡走向截然相反：城市老年就业率从6.9%上升至7.7%，而乡村老年就业率则从42.8%大幅下滑至34.4%。城乡老年就业率的绝对差距从35.9个百分点收窄至26.7个百分点，但差距依然悬殊。

与此同时，老年就业的行业版图也在重塑。从事农林牧渔业的老年就业者占比十年间从87.1%降至66.1%，下降21个百分点；而转向建筑业、批发零售、居民服务等行业的比例明显上升。这意味着，农村老人正在加速退出传统农业劳动，城市老人则在服务业扩张中寻找新的位置。

数据的反差指向一个核心问题：同样是步入晚年，为什么农村老人的劳动参与率在持续下降，而城市老人却在触底反弹？这究竟是个人选择与身体条件的自然差异，还是城乡资源分配与服务供给方式的不同在起作用？

如果只看全国总数，中国老年人的就业率在过去十年是下降的。但这一平均数，恰恰掩盖了城乡之间截然相反的走向。

先看城市。据学者翟德华、于存洋基于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研究分析，2010年我国城市老年就业率仅为6.9%，十年后缓慢升至7.7%。虽然绝对水平依然很低，每100个城市老人中不到8人在工作，但方向是向上的。更重要的是，所有年龄组都在上升：60-64岁组从13.2%升至13.8%，65-69岁组从7.3%升至8.4%，70-74岁组从3.0%升至4.2%。这意味着，低龄健康城市老人正在以更积极的姿态重返劳动力市场。

图为第六、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整理制图：长青研究社）

同期，城市女性老年就业率从3.7%升至4.6%，男性从10.1%升至11.1%。女性增幅更大，这与城市服务业扩张提供的灵活岗位不无关系。城市老年就业率的上升，反映的不是“被迫劳动”的增加，而是“有意愿、有能力、有岗位”三重条件叠加的结果。

再看农村。同一研究结果的另一组数据显示，2010年农村老年就业率高达42.8%——接近一半的农村老人在劳动。但到了2020年，这一比例降至34.4%，十年间下降了8.4个百分点。退出的主力是60-69岁的“低龄老人”：60-64岁组就业率从68.5%降至53.2%，65-69岁组从51.3%降至42.4%。为什么他们会退出？

图为第六、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整理制图：长青研究社）

这不能简单归因于“干不动了”，可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健康状况确实随年龄下降，但未必在60出头就普遍失能；农业机械化的普及可能替代了一部分人力，但农村老人未必能转型操作机械；青壮年劳动力回流或本地非农岗位稀缺，也可能挤压了老人的就业空间；甚至，微薄的养老金虽然不够生活，但可能让部分老人选择“躺平”放弃挣扎。究竟是哪种力量主导，这一点还不能妄下结论，但一个事实是清晰的：农村老人的退出不是“自然退休”，而是被动离开。

一升一降之间，城乡老年就业率的绝对差距从35.9个百分点收窄至26.7个百分点。但即便如此，农村老人的就业率仍是城市老人的近4.5倍。这个“4.5倍”背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就业逻辑：城市老人工作更多出于价值实现，农村老人工作更多出于生存必需。

然而，这个对比有一个重大漏洞：城市老年就业率严重低估了老漂族的实际劳动参与。

普查对“就业”的定义是“为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而从事有酬劳动”。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全国流动老人规模已超过1800万人，其中专程来照顾孙辈的比例高达43%。这些老人——绝大多数是来自农村的女性——每天从事大量无偿家务和照料劳动，但在统计上却是“非经济活动人口”。如果将这些劳动折合成市场价值，城市老年人口的“真实劳动参与率”会显著提高。

这意味着：城市老人不仅是有酬就业率在上升，无偿劳动参与也在扩大。而农村老人的退出，除了身体和岗位原因，还可能与随迁进城有关——这部分老人从“农村就业人口”变成了“城市非就业人口”，进一步压低了农村就业率。统计口径的盲区，让我们看到的“分化”可能比实际情况更陡峭。

那么，如果我们承认这个漏洞，城乡老年就业的真实差距究竟是更大还是更小？这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就业”。但无论如何，一个基本事实不会改变：农村老人的劳动参与率仍然远高于城市，只是退出的速度在加快；而城市老人的劳动参与，无论有酬还是无酬，都在增加。

然而，这个现象层面的事实，还远未触及问题的核心。为什么农村老人在加速退出？是身体不允许，还是市场不需要？为什么城市老人在缓慢进场？是政策鼓励，还是产业驱动？要回答这些问题，得先看清一个事实：城乡老年人活在两套截然不同的规则里。

要回答“为什么农村老人被动退出、城市老人退而不休”，得先从最根本的变量说起——养老金。

城市老人退休后有相对稳定的养老金收入，农村老人则基本没有。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24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4年末，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折算的月人均待遇约为3825元；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月人均待遇约为246元。两者相差12倍以上。一个城市退休职工每月有近3800元的固定收入，足以覆盖基本生活；一个农村老人每月不到300元，连米面油盐都难以维持。于是，养老金决定了“要不要工作”的底层逻辑：对城市老人，工作是“锦上添花”，为了社交、价值感或“不想闲着”；对农村老人，工作是“雪中送炭”，没有这笔收入，生活就可能无以为继。这正是为什么农村老人的就业率远高于城市：不是因为他们更爱劳动，而是因为他们更缺钱。

养老金决定了“要不要工作”，而“产业结构”则决定了“有没有工作可做”。

在农村，过去十年发生了两重变化。第一，农业机械化快速推进。据农业农村部数据，2020年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1%，比2010年的52%提高了19个百分点。一台收割机能干几十个人的活，直接替代了老年劳动力。第二，农村非农就业机会并未同步增长。乡镇企业的吸纳能力有限，而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留下的老人既缺乏技能，也缺乏岗位信息。于是，大量农村老人从“半农半工”的状态被迫退出。

在城市，情况正好相反。服务业扩张带来了大量对年龄要求不高、技能门槛较低的岗位：社区保洁、养老陪护、保安、家政……这些岗位很多是按小时计酬、时间灵活，恰好适合60-70岁的低龄老人。这便形成了城乡之间最残酷的产业分化：农村缺少的不是劳动力，而是劳动岗位；城市缺少的不是岗位，而是愿意干的人。

制度和产业之外，还有一重更隐秘的变量——家庭内部的代际契约。

在农村，“养儿防老”的传统正在瓦解。儿子进城打工、定居，与父母的空间距离拉大；子女自身背负房贷、育儿压力，能够反哺父母的金钱和时间都很有限。基于北京大学CFPS2022数据：农村60岁以上老人中，能获得子女定期经济支持的比例不足40%，月均金额不到500元；若包含偶尔资助、实物和过节费，则约73%的农村老人能得到子女经济支持，月均约273元。与此同时，农村老人的“自我养老”意识增强，既然子女靠不住，就只能自己干到干不动为止。这解释了为什么农村老人就业意愿仍然强烈，但退出速度却在加快：他们不是不想干，而是干不动了或没活干了。

在城市，一种新的价值观正在浮现——“老有所为”。越来越多的低龄退休老人不再满足于带孙子、跳广场舞，而是希望继续参与社会、实现自我价值。上海市老年学会2023年针对60-70岁城市退休老人的调查显示，约42%的受访者表示愿意尝试有报酬的工作，这一比例与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2023年全国调研中低龄老人45%的就业意愿基本一致。值得注意的是，上海老人的再就业动机呈现明显的“非物质化特征”：67%以“充实生活”为首要原因，53%出于社交需求，仅48%将“增加收入”作为主要目的，与三四线城市、农村老人以经济压力为主的动机形成鲜明对比。工作对他们来说，不是生存手段，而是生活方式的选择。

农村的“被迫退出”与城市的“主动参与”塑造了今天城乡老人就业率的分化格局。但这不是终点。未来十年，延迟退休政策落地、上亿大龄农民工返乡、以及各地密集出台的老年人就业支持政策，都将进一步改写这两条曲线。这些正在发生的新变动，才是真正牵动人心的部分。

城乡老年就业的一降一升，是一幅仍在快速变化的动态图景。未来十年，有三个正在发生且刚刚开始释放能量的结构性变量，将深刻改写这两条曲线。

第一个变量是已经落地的延迟退休政策。根据2024年9月1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及国务院配套办法，我国自2025年1月1日起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男职工从60岁起每4个月延迟1个月至63岁；原55岁女性干部同节奏延至58岁；原50岁女性职工每2个月延迟1个月至55岁。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该改革已“稳妥实施”。

对企业而言，延迟退休意味着用工成本增加：企业需为延迟退休的员工额外缴纳数年社保费用。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它对城市老年就业率的“政策性推高”。日本的政策经验可作对照——通过《高龄者雇佣安定法》强制企业保障60–65岁老年人就业权益，并对65–70岁推行努力义务；据日本总务省2025年9月公布数据，2024年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就业率约为25.7%，就业人数连续21年增长。中国的延迟退休虽然节奏更缓，但方向相同。这一政策的最大效应，不在于强制延长所有人的工作年限——允许弹性提前退休，体力劳动者可以按期退出——而在于它从制度上打破了一个旧认知：退休不再是不可逾越的红线，60岁之后继续工作，正在从“特例”变成“可选项”。这一转变对城市低龄老人就业意愿的释放，才刚刚开始。

第二个变量，是规模巨大且持续加速的大龄农民工返乡潮。

农民工群体的快速“老龄化”，是这场变局中最深层的推动力。根据国家统计局2026年4月发布的《202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25年全国农民工总量30115万人，平均年龄43.3岁，50岁以上占比32.0%，这意味着每三个农民工中，就有一个超过50岁。“十五五”时期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有望突破35%，规模或超1.1亿人这批人正在不可逆转地“老化”，而他们在城市的机会空间正在同步收缩。

最直接的推力来自建筑行业的“清退令”。自2022年起，全国多地出台建筑业用工年龄规范，禁止60周岁以上男性及50周岁以上女性进入施工现场作业。尽管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四年关注大龄农民工问题，从2023年“维护好超龄农民工就业权益”到2026年“加强大龄农民工关爱帮扶”，政策口径已从“清退”转向“帮扶”，但一线就业壁垒依然坚硬。据《工人日报》、央视网等权威媒体的一线走访与调研，超八成60岁以上农民工求职仍遭拒绝，建筑行业拒录率高达九成以上政策松绑尚需时日，但老人等不起。

于是，数以百万计的大龄农民工正在被迫返乡。根据江西省临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26年1月发布的返乡就业专项活动报告显示，该地区返乡农民工中50岁以上劳动者占比高达55.5%，多为体力型或技能单一型劳动力，原本从事建筑业、制造业、住宿餐饮等传统行业。返乡并不意味着“养老”。他们的城乡居民养老金每月仅两三百元，家庭还有托举子代购房、支持孙代教育等刚性支出。

根据陕西师范大学社会学学者黄丽芬的研究指出，大龄返乡农民工面临“退而不休”的四层生计压力：未完成的人生任务、托举子代小家庭、自我养老储蓄以及村庄人情往来。他们既找不到与其技能匹配的非农岗位，又无力重返高强度体力劳动，最终只能滞留在非正规的零散劳动中。对他们来说，城乡就业率差距收窄，不是农村岗位增多了，而是农村老人在被双重挤压下“无处可去”。

第三个变量是正在密集进场的政策干预。

2025年上半年，民政部等19个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支持老年人社会参与推动实现老有所为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创造适合老年人的多样化、个性化就业岗位”，并依法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同年7月，人社部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公开征求意见稿）》。进入2026年，地方政策加速落地：重庆率先推出35条举措，将老年人纳入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立老年人才信息库，探索超龄人员参加工伤保险；上海28个部门联合出台实施方案，支持用人单位返聘退休专业技术人员，并鼓励将老年人力资源开发与银发产业发展直接结合。

这一轮政策的逻辑正在发生深刻转变——从“社会保障兜底”转向“社会参与赋能”。老年群体不再只是“被赡养的对象”，而是被重新定义为可供社会持续开发的“资源”与“力量”。政策重心从“你老了就该休息”向“你愿意干、有能力干，我们给你创造条件”转移。

但政策的落地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关键变量——资源向哪里倾斜。如果城乡养老金差距不实质性缩小，农村老人就业率下降的趋势可能会加速。而当城市老人因延迟退休和适老岗位增加而继续“进场”时，上亿大龄农民工却在返乡潮中加速“离场”——一个向下，一个向上，这两条曲线的走向，不仅不会趋于一致，反而可能越拉越开。

这场分化才刚刚进入深水区。真正决定未来走向的，不是单个政策的力度，而是制度、产业与家庭三重结构能否同时完成艰难的转型。而这，远比就业率的数字，更难回答。

农村老人“被退休”，城市老人“再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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